曾榮光提出的另外一點，個人覺得很有意思的。特區政府的教育質素管理，以及保護機制被理解成為 : 一種權力下放的管理模式(goverence of decentralization)，甚至被宣傳為學校有自主，可以自決，政府分權(delegation of power)以至賦權(empowerment)的教育政策。這就是新公共管理中的不排斥私部門的使用方法，及政府再造的過程。
但曾榮光分析，在這些的理念的行動意向背後，在實際操作上，這種「標準化 / 常模化 / 審查及考核 / 層級化 / 獎勵及懲治」的操作，正是傅柯所分析的規訓權力的運作程序。
這種在19世紀開始，隨著工業化及城市增長的各種規訓制度，由醫療制度，精神病院，教育制度，監獄懲教制度，國家制度以致經濟制度的建構及確立，現代社會中就出現一種新的規訓制度 : 可稱之為「規訓權力的技術」(technology of discipline power)(Foucault, 1977)。這是相對於葦伯(weber,1968)所界定的神召權力(charismatic power)，傳統/封建權力(traditional power)，及法規/理性或科層官僚權力(legal-rational or bureaucratic power)，在規訓權力的技術中，受眾不再需要為其服從與權力找尋認受性(民主成份)，或合理的基礎(legitimation bases)，受眾顯得無得無能為力。以至無所遁形地受著規訓權力的操控及監視。19世紀的功利主義者構想過一種「全視景監獄」(panopticon)。傅柯則引用「全視景監獄」的概念作為對規訓社會的隱喻，他提出現代社會建立了一種按照等級劃分的監督體系，在這種體系下，藉由監督人民就可獲得真正的控制權。不論什麼人，「全視景監獄」體系都賦予他們同樣的監視權和控制權。換句話說，任何人都能利用這個體系獲得權力。傅柯則認為監控者與被監控者間的權力關係是非對稱性的，他解釋如下：
「這是一項重要的機制，因為這使得權力自動化、去個性化。權力有其運行
規則，這種規則在個體上運作的功效，比不上在身體、外表、光亮、注視
的共同作用下，也比不上在內部機制使人規訓的佈局中。」
因此，這種機制通過其設計自動運行，發揮監督、規訓手段等實際功能。Lyon 此後擴展了 Foucault 的概念，並起了另一個稱呼為「後全視景監獄」，表示從 Foucault 式的「規訓型」社會轉變為「控制型」社會，在這種社會中，社會生活的生產被全球的關係控制，因為監督行為浸透在運輸、經濟生產和消費各個環節，而網路空間裡的全景式資料監督所具有的不可見性既被用來監控個人生活，也被用來進行政治監督。
「後全視景監獄」的自評，不單像被獄警監視，而是學校間互相監視著對方。同區學校會否監視著對方的網頁，看對方如何符合那8條，或將來的23條呢？那時沒有學校能不服從，因為不是由大哥（big brother） 監視著你，而是學校互相檢視。比之更進一步的，隨著自評發展到互聯網，互相監控又會進一步會變為網上監控（cybernopticon）。最後，自評就不再是一種外在的規訓權力，而更進一步成為一種自我招認的告解室式的權力（confessional power）。
批判教育學透視教育與政治
批判教育學透視教育與政治密不可分的關係，並直指知識的政治性本質。對於主流知識的宰制性格，可以Apple（1993）對於「官方知識」（official knowledge）的分析做為代表。Apple指出社會上有權力的人認為某些團體的知識為正統的知識，該知識就被認定是最重要的，它就被訂為官方知識。官方知識通常瀰漫著鼓吹壓迫、不公平的意識型態，並透過國定課程、國家考試取得合法化的地位。
Apple披露這股官方知識倡導共同的文化、目標指向學力的提升，卻忽略了社會中的差異和不平等，形成一種文化的宰制政治。
讓教師成為轉化型知識份子，是Giroux在基於社會學上的方法論，為了達成教育的解放目的，Giroux對教師寄予深重的期待。因為，若期待教師帶領學生一起質疑、對抗「真理政權」（regimes of truth），重要的關鍵就是要協助教師成為一位轉化型知識份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致力於承擔社會轉化的實踐工作。Giroux認為身為一位轉化型知識份子的教師必須認同以下理念：將教學當作一種解放性實踐；將學校創造成一個民主的公共領域；尋回一個可以分享進步觀點的社群；強化共同的公共論述，以連結平等、社會正義的民主律令。
Giroux主張教師一定要使課堂知識和學生生活相關，使學生有其聲音。也就是說，要肯定學生經驗是鼓勵師生交流的重要部分，便要提供與學生生活經驗有所共鳴的課程內容，並將之意識化與問題化，質疑學生這類生活經驗背後埋藏的假設，幫助學生瞭解其政治、道德意涵。最後，Giroux堅持教師必定要解放知識與經驗，促進學生社會幻想和公民勇氣，幫助學生形塑自我認同，或進行社會經驗與文化意義的再生產。
批判教育學重視青少年文化研究，和抗拒論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Giroux強調學校裡頭雖然存在各式各樣的壓迫和張力，但是壓迫底下不可能完全沒有爭論和轉化型掙扎的存在。換句話說，壓迫的存在同時也提供學生抗拒的可能。因此，Giroux認為批判教育學應該研究學生抗拒的過程，因為學生的經驗可以幫助我們瞭解認同、政治和意義如何在學校裡頭主動地建構不同的中介變項，以介入、干涉霸權的運作。可見對批判教育學來說，抗拒不一定會如Willis所言：成為再製的保證；相反地，反而可以重新瞭解主體究竟是如何被定位、被建構，從中發現霸權運作的邏輯，甚而發展出轉化型的抗拒霸權策略。
參考書目:
(1)《解放教育學 : 轉化教育對話錄，第四章，什麼是教學的「對話方法」?》，by Ira Shor/Paulo Freire，林邦文譯，巨流，台灣，2008 (p. 125-137)
(2)《意識形態與課程 》，by Michacl W. Apple，王麗雲譯，桂冠，2001 ，(p.202-203 , 141)
(3) 《香港教育政策分析－－社會學的視域》，曾榮光，1998，三聯，香港
(4) 部份摘錄並改編自：《教育研究集刊》批判教育學在台灣：發展與困境 : 林昱貞
(5) Foucault, Michel. "The Courage of Truth: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II - First Lecture." I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edited byGraham Burchell. Picador, 1984.
(6) Foucault, Michel.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edited by Luther H. Martin, Huck Gutman and Patrick H. Hutton, pp. 16-49. Univ. of Massachusets Press, 1988.
(7) Foucault, Michel. "Omnes et Singulatim: Towards a Criticism of Political Reason." In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edited by Sterling McMurrin, pp. 225-254. Vol. II. Salt Lake City: Univ. of Utah Press, 1981.
(8) Foucault, Michel.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edited by H. Dreyfus and P. Rabinow, pp. 208-226. 2nd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9) Burchell, Graham , Colin Gordon & Peter Miller,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