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局被指透過通識科教科書「專業諮詢服務」進行政治審查，其實教育當局對教科書的介入，一直都是有一對半透明的手在控制中，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的霍秉坤博士曾把本港的教科書出版制度形容為「徘徊於控制與自由之間」，指出教科書的出版非完全自由開放，但也非政府全面控制。
一直以來，經編寫的教科書都有一定的送審機制，教育局和評審小組在編審過程中，可以就特定的項目予以控制，最後獲政府認可的教科書便可以納入「適用書目表」內供學校選用，因此政府在審查教科書中是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我們不得不承認教科書是教育過程中扮演著其中一樣重要的功能，是把課程綱要、系統性知識、教學內容、學與教和評估連繫起來。但是我強調的就是教科書只是其中一個教學工具，而非所有，否則學生只須要一本書和諗書的機器就可以把知識學會。
過去在機構從事教育行政的工作，我常和屬校的校長說「為什麼我們要指定一套教科書，供不同的區域、學生背景的學校作授課之用？」當我的孩子要進入某一所小學之時，校長單獨地問我「你知唔知我哋學校係沒有指定教科書，教學內容有部份是按學生的能力去設計不同的教材？」我笑笑的回答校長「我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而選擇這間學校的。」
所以，我說教科書只是教育過程中的其中之一，教育局的文件《學校選用課本和學與教資源須知（2020年3月修訂版）》清楚說明了「課本不是促進學與教的唯一材料，教師可運用其專業知識，自行編訂或挑選其他學與教資源，以切合學生的需要。」因此，作為教師的，要確信自己擁有專業自主和能力，去挑選和預備不同的教材和補充資料，千萬不要只求貪方便或迷信官方認可，而將專業拱手讓人。
其實，同一份文件也指出「學校亦可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採用適用書目表或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以外的課本和學與教資源」，因此，就算經送審後的教科書或許受到多大程度的扭曲，例如刪去廣東省發生的「烏坎村事件」、刪走與人權法治有關內容、甚至要移除涉及坦克的圖片。因此，教師應該有責任選擇將不同的資料向學生解說，就算是有沒有隱瞞通報疫情，也可以與同學討論，而非一面倒地說「中央加強監管，問題得到改善」。這方能抵抗虛假消息和提高學生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教育往往就要是釋放學生的潛力，教師由過去講台上的聖人，變成學生的同行者，在資訊自由的社會，我們可以尋找到無窮的資訊。教科書其實要做到的是啟發性，經歷停課不停學的日子，我們更能看到書本只是其中一個媒介，教師可以提供不同的切入點，讓學生可以全方位學習，所以我們應該更要凝造一個自由的氛圍，引導學生搜集不同的材料，特別是通識科，使他們有信心可以發表自己的經思考後看法。
當面對不知道的紅線、經常移動的龍門，我們應該對之嗤之以鼻，不為為了這些小動作而令自己將教育那團追求真理的使命收起來、不要因為怕得罪當政者而把自己的職份忘記了，記著愛爾蘭詩人William Butler Yeats所言「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 (Education is not the filling of a pail, but the lighting of a fire)。
教科書之外，不要忘記我們應有更多的工具，別有用心的行為，理不了，用心好好陪伴學生尋找他們的世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