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為建

有一年去投票，職員看了看我的身份証便說：「請到紫色的區域辦理核對選民身份。」

面對不同顏色的區域我呆在原地。職員見狀連忙問我是否需要幫忙嗎，我嘆一口氣問：「請問哪個區域是紫色呢？」

職員明白我的意思，報上區域的號碼我才可順利完成整個投票程序。全世界約有超過8％的男性天生有色弱或者色盲，沒有辦法治癒。日常生活對於我們來說一點難度也沒有，香蕉熟不熟問問其他人便可以，吃到不熟就當自己倒霉。最大的問題算是一些電器的開關以LED燈顯示，我根本分不出來，唯有不斷問人。

如果按比例，香港應該大約有32萬男性有色盲問題，單是在一間有1000名學生的學校，就應該有大約40人左右有色盲問題。這些學生在學習上會遇到困難嗎？他們的困難跟作為老師的我應該差不多。每次與出版商見面聽他們推銷新課本，留意內容之餘，我會留意課本內容的色彩，今時今日的課本色彩斑爛，用上不同顏色去標籤不同課題或難度，對於一般同學這些顏色是提示，不過對於色盲的人根本是混亂，就是眼花繚亂。每次教到一些拋物線，我都要先跟學生確認不同拋物線的顏色才可以討論。又譬如運用顏色粉筆，對一般學生可以起注意和提醒的作用，不過我每次都要先跟學生確定粉筆的顏色才敢用，黃、橙、綠、紅的粉筆不是人人可辨別的！

色盲是一種被人遺忘的學習障礙，不過不是唯一的。社交障礙、性格失調、對立性反抗症、品行失調、躁狂抑鬱症等等都會造成學習障礙，但這些在香港都未列為有特殊學習需要。曾經有一位學生有對立性反抗症，暴躁起來在校園狂飇亂竄、見人便駡，跑到校長面前揮拳打掉校長的眼鏡。所有老師要管理各班的學生保護他們，也要追上這位學生，最後大吵大鬧醫護人員、消防員和警察合力把同學送上救護車。校長明白學生都是小孩，又不是有意，沒有處分。

以上的種種學習障礙在香港都沒有得到任何政府的支援，連額外資助都沒有。面對障礙，輕則由學生自求多福解決，不如宣布所謂的融合教育只是偽善的政策，給全世界的假大空粉飾工程而已；重則可能整間學校每天都默默地承受和接納，希望有教無類，不過學校是壓力山大！

究竟現在的特殊教育政策有效嗎？或者我們應該探本求原，我們需要甚麼樣的社會？有甚麼人有特殊學習需要？以人頭計算用錢去資助又是否真的能夠對學校做到適切支援、對學生做到適切關顧呢？雖然香港是世界上已發展地區之一，人均收入名列前茅，但政府的政策很多時只是口說與時並進，但實質沒心沒肺。

融合教育達致融合社會，但融合教育不單是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硬塞進一般學校，再加以金錢資助便是。融合教育所照顧的特殊學習需要，也不是定幾個分類，有政策便算。既然學生資助可以個別呈報，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個案是否可以不理特定分類個別呈報呢？每間學校又是否可以有固定的人力資源配套呢？

色盲其實只是一個小問題，但若果大家真的認為每個人的發展權應該公平，我們是否應該從每一個有學習障礙的人身上去思考生活上的每一個細節呢？這才是真正的融合社會。光做些門面功夫，對有學習障礙的人來説，只是歧視的另一種表現模式。

紫色？請問哪區域是紫色呢？不如加個號碼或者直接寫上「紫 Purple」吧！我便不用煩你了。

作者陳為建，中學教師，進步教師同盟成員。

這本「育兒謬誤大解構」是老婆從網上媽媽組群團購買回來，作者楊潔瑜原來是我老婆朋友的朋友，從溫哥華回流香港。她任職教育心理學家，兼是一子之母，在不同的網站和雜誌寫育兒專欄。這本書應該是她自資出版的，因為出版社嘉出版專門提供一條龍出書服務，不過現在好像已經結業，找不到更加多的資料去查證。

平常看的育兒文章，最怕便是講到似層層，卻不知內容是否可靠，除非作者是兒科醫生，否則都不知信不信好。我最欣賞這本書的地方，是每一篇文章都列出參考資料，感覺上內容踏實可靠得多。有些關於作者兒童心理學本行的文章，更是引用外國學術期刊。不過有些作者以自身經驗書寫的文章，參考資料則比較粗疏，引用報刊雜誌文章有之，引用網上討論亦有之。

不知道她是否把以前文章結集出書，但肯定她花了不少心思重新整理文章，加插圖表和小提示讓資料更加易讀。至於書中與內容無關的插圖，照片和空白加起來佔去不少頁數，我只能說這是一般作家出散文集，與作者自資出書的最大分別，自資出書最緊要是作者自已的記念價值，讀者覺得空白太多太快看完的投訴很其次。

書本的內容很正路，在北美是人所共知的育兒常識，我平常看加拿大政府的育兒網頁，在醫院派發的育兒雜誌，甚至大學的兒童心理學課本，說的也差不多的資訊，不過用中文再看一遍倍感親切。雖然在我看來差不多等於說「阿媽係女人」的育兒常識，對香港那些「不要輸在起跑線」的怪獸家長，卻是能喚醒他們的一聲當頭棒喝。我認識一些香港朋友，為了個仔個女報考幼稚園，一歲未夠送去學德文，兩歲未夠就學英文數一至十，竟然比用中文數一至十更早學，幾萬蚊買英文認字卡全套DVD教材，我覺得他們的心態非常不可思議，完全不能理解他們的育兒方法。看看我自已個仔現在兩歲差少少，傻下傻下咁什麼都唔識，最擅長就只是有食野，歲半時已經自已用匙從碗中取食物。認顏色認三角形數數字全完不懂，不過中國四大發明「粥粉麵飯」倒說得字正腔圓，叫他去考香港幼稚園肯定肥佬。

不知道楊潔瑜還會不會再出書，隨著她的小朋友成長，育兒謬誤系列應該可以長寫長有。只是擔心到了她兒子讀小學中學，她會不會被香港的怪獸家長同化。我也是香港填鴨教育的產品，明白在幼兒時期還能眾人皆醉我獨醒，但到了要面對升學讀名校的成績壓力，除非讀國際學校或者是不用讀書也考高分的天材，否則很難不落入操分數谷補習的泥沼。

原文連結

文：盧日高

現任教育局長吳克儉先生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而他自我介紹時往往說自己是人力資源管理出身，大概八十年代開始的工作經驗形成他清晰的自我定位。人力資源管理目的是有效地發揮員工最大生產力，最老套的方法之一，是增加人均工作量、維持員工勉強接受的工資、延長工時，將員工的精力壓榨殆盡，若然員工捱不住就另請一個願意賣命的。以上方法當然早已過時，越來越多企業發現對於講求專業和創造力的工作崗位，增加員工對工作的歸屬感、提升士氣、減低對工作的不滿和尊重員工意見，發揮的生產力往往比苛刻和節儉更高。希望吳克儉局長八十年代任職人力資源至今，時刻與時並進，理解一下過時的班師比以及泛濫的合約制對教師工作造成的惡劣影響。

在過去的大學預科制度裡，《資助則例》訂明中六和中七級的班師比是1:2.3，四班預科班可獲超過九位教師照顧，學校有較足夠的人手應付公開試的教學工作、學生的升學及就業輔導(所謂「生涯規劃」)。2009年開始推行新高中課程後，教師應付公開試教學面對更大的學習差異，升學及就業輔導配合不同程度的學生而變得更多元化，還要兼顧校本評核、安排其他學習經歷、報價招標、自評、外評、帶遊學團等工作等。可是《資助則例》的班師比卻不是1：2.3，而是1：2。工作量在增加，而人手卻沒有相應增加，不知這是否當今還應採用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

學校開設合約職位的「財技」

教師編制人手先天不足，工作量接近爆煲。教育局不全盤檢討教師編制，反而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在不同時期發放一筆過撥款和恆常津貼給學校，由學校自行決定使用方法。雖說是恆常津貼，但金額可能有變動，學校不能視之等同編制人手，以長約聘請教師。而學校運用撥款最通常的方法，就是聘請合約教師舒緩人手不足。合約文憑教師(CM) 、學位教師(GM)、助理教師(AT) 及教學助理(TA) 等短期職位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以下，筆者將簡介典型公營中學(官立、津貼、資助)幾種合約教席的由來。

一、學校發展津貼(CEG)

由2000/01年度開始，配合教育改革的推行，學校可按班數恆常獲發「學校發展津貼」以減輕教師工作量。2013/14年度，一所24班的中學可獲發約五十三萬的現金津貼[註一]， 約等於1.1名學位教師(GM)中點薪金(第26點) 。[註二] 有些學校會用這筆撥款聘請兩名新入職的文憑教師(CM) ，[註三] 筆者在網上搜尋得一所官立中學的例子，該學校用這筆津貼開設三名教學助理(TA) 職位。

二、高中課程支援津貼(SSCSG)

2009/10年開始，教育局為每所中學恆常發放「高中課程支援津貼」，金額相等於每新高中班0.1名學位教師的中點薪金。這筆津貼原意是讓學校聘請通識科教師，但由於教育局不願意限制學校運用這筆撥款的方法，所以現時多數學校按校情需要請不同學科的教師。一所高中每級五班的中學可以獲發1.5名GM中點薪金的津貼。以下從網上搜尋得一所中學例子，這間中學將1.5個GM位分拆成3個全職職位。

三、整合代課教師津貼(TRG)

這項津貼原意是學校有教師請少於30日病假，不用額外行政程序便有現金聘請代課教師，實際金額不大。但這項津貼另外容許學校凍結10%職位，申領現金津貼靈活運用。一所中學凍結兩個編制內的高級學位教師(SGM)職位，金額足以聘請五名新入職CM，換言之編制以外創造了三個合約教席，背後代價是兩名GM無機會升職。

四、小數位職位現金津貼(FPCG)

現時小學和初中的班師比不是整數。例如初中的班師比為1:1.7，如果計算教師人手出現小數位，學校不能當整數計算請教師。教育局會以GM中位薪金發放現金津貼。以下是網上搜尋得一所津貼中學將0.5GM的金額變成一個CM職位的例子。由於出現赤字，學校需要從其他撥款補貼。

五、學習支援津貼(LSGSS)

學校取錄每名有特殊學習需要(SEN) 學生每年可獲發10000元津貼，[註四] 由學校決定購買外間服務或聘請人手。假如一間中學的SEN學生不多，津貼額未必足夠開設教席。但當學校的SEN學生甚多，學校人手嚴重應付不足的情況下，有學校情願將足夠開設兩個CM職位的津貼，變成開設四個月薪大約一萬三千元的助理教師，以舒緩工作量。

問題成因就是班師比不足

以上五項津貼都是教育局的恆常津貼，我們看見學校如何運用不同的「財技」創造合約教學職位。筆者曾聽聞有學校憑以上津貼開設七個CM、四個AT和三個TA合約職位，任職的都是有為的年輕大學畢業生，有志投身教育工作，但沒有常額教師離職的情況下，他們只能每年續約。這種年輕教師拼命工作卻無法獲得穩定職位的問題，歸根究底，就是教育局多年來漠視學校編制人手不足的情況，只以津貼形式「止咳」，一則未能解決前線教師工作量大的問題，二則製造大量工作不穩定的合約教師，導致現時教師工時長、士氣低落。敢問吳克儉局長，這到底是哪門子的人力資源管理哲學？

2014年1月，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林大輝和葉建源議員安排前線中學教師與吳局長會面，會上有教師要求局長籍中學縮班危機檢討班師比例，長遠改善教育生態，成就優質教育。局長拒絕正面回應，但透露教育統籌會將在二月會議討論有關問題。不論吳局長是否又在耍太極，起碼我們知道下一步行動的對象了。

註一：「學校發展津貼」計算方法。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fin-management/subsidy-info/ref-capacity-enhancement-grant/calculation%20of%20ceg_c.pdf
註二：學位教師中點薪金是第26點，金額可參考「官立、資助學校教師薪級表」。http://www.hkptu.org/_right/payscale/payscale2012apr.pdf
註三：新入職文憑教師薪級是第14點，金額可參考「官立、資助學校教師薪級表」。http://www.hkptu.org/_right/payscale/payscale2012apr.pdf
註四：詳見筆者另文。http://www.inmediahk.net/sen

作者盧日高，中學教師，進步教師同盟成員。

珠玉在前（見施安娜：錢要用得其所──又看普教中、陳為建：普教中違反語言學習的規律），本文並不打算以教育理論進行分析，反而想從社會觀察角度分析為何方言、廣東話、語文政策（注：應為廣州話，廣東話／粵語還包括潮汕話和客家話等）等關鍵詞會引起如斯巨大的迴響，及普教中為何會觸動港人神經。

事實上，港人撐粵語運動不是偶發的事件。早於2010年，廣東省傳出中央有一系列「推普廢粵」政策時，港人亦積極投入參與聲援。表面看來，港人當時的反應是出於義憤：眼見同操粵語的廣東人受打壓，港人自有唇亡齒寒之感，並產生同仇敵愾的心理。

但無可否認的事實是，更根本的原因是港人跟中共政權的關係依然未能完全脫離拙作《為特首的施政困難把脈：應以文化身份認同為依歸》（收入《後特區啟示錄》一書）所述之「意識形態矛盾」，港人對中共（及其代理人）的管治仍然充滿戒心，而此等心態可被概括成一組「我們/他們」的二元對立結構 (Dualism)，但可惜的是，兩地因文化差異產生出來的衝突不但未有因時間減少，反因港府把關不力而愈演愈烈。

梁振英政府自上台以來接連出現決策失誤及不恤民情的問題，令力挺港府「依法施政」的中央政府陷於進退兩難的尷尬局面，更直接導致中港矛盾升溫。更令人不安的是，近年本地的社會運動雖能累積民氣甚至偶見成效，例如國教事件，但總括而言，群眾的聲音往往不敵強大的統治機器，市民不再相信當年七一大遊行間接導致董建華下台的奇蹟可以再次重演。但面對梁班子的「步步進迫」，市民明知失望也要組織一次又一次群眾運動負隅頑抗，遂令社會充滿張力，而政改在即，鬱悶的香港社會更像個巨大的壓力鍋。

雙非問題、自由行政策的失序、搶奶粉搶學位的恐懼，令港人變得異常敏感。可能有人會以為這些想法並非源於客觀事實和具體數據，但無可否認，這些負面情緒並不是突然出現，而是港府長期忽視民情，未有做好一國兩制的把關工作而導致。更甚的是，中央政府及其代理人一直錯誤地嘗試以國內的維穩經驗照搬至香港，以為利用經濟手段可以收買人心，偏偏忘記或忽視了港人一向對自家文化自視甚高的特質。試問在緣木求魚的情況下，深層次矛盾怎能消弭?

也許仍有人會認為上面所言不過是捕風捉影，但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中央有意打壓或矮化香港民間社會的說法一直廣為流傳，孔慶東辱罵港人事件、水貨客問題、D&G事件、港視風波，甚至低俗喜劇影評爭議，不論政治、經濟、教育，甚至娛樂，港人在「方方面面」也遭受攻擊，港人擔心來自北方的勢力總有一天會南下「消滅／和諧」我們的文化之想法又豈非必然。

而導致問題更形複雜的是，一旦「我們－他們」的對立正式成為集體意識，除非在上位者願意多花心力時間以實際行動扭轉民眾的觀感，否則他們任何言行皆會被解讀成帶有政治目的。例如今次當教育局出現自己也無法解釋的「不精準」，包括錯誤詮釋「法定語言」／「方言」及「由簡轉繁」的錯誤之時，便馬上觸犯眾怒。又例如，當坊間包括教育界已愈來愈不受重視的「普教中」政策因今次方言事件而重新成為焦點時，便引起來自社會各界的反對聲音。因為他們或多或少都相信，隨著推普機開動和南下人口增加，香港獨有的文化和語文教育環境將成為明日黃花。

最可惜的是，涉事官員們或自以為居中調解的朋友們可能仍以為今次事件只是誤動了中港矛盾壓力下的安全氣閥而形成，並不知其實馬蜂窩已經散滿各處!!! 如果他們仍然選擇一如以往的策略希望蒙混過關，問題將無可避免地變得更加複雜和嚴重！

後記：

不少網民在各大討論區廣傳多年前張文光前會長撰寫的文章（見連結《教協報》 張文光：盡早為普通話教學定位 ），並將之視作教協有關普教中之立場，但愚以為張既已轉選監事，而教育界葉建源議員本身是中文人出身，理應自有一番主張，故評論者在批評教協理事會有關普教中態度曖昧之前，宜先弄清目前教協就有關問題之立場，以保客觀公正。

（圖為編輯所加，取自蘋果日報）

文：梁嘉裕

「你話三年。三年之後又三年，三年之後又三年，十年都嚟緊頭喇老細⋯⋯」《無間道》

在很久以前的教育界內，無論你是學位教席或文憑教席，都是長約制的。長約制的好處是可以參與津貼學校教員的公積金，當中政府供款是按年累進的，年資滿十五年後每月可獲政府15%的供款，再加上所謂「遲來先走」的原則，只要你有足夠年資，又肯願意留低，根本沒有人可以逼你辭職（犯刑事案或嚴重違反操守除外）。

可是在2000年後的縮班殺校危機下，教育局怕長約制會製造行政麻煩，逼不得已立下極壞的先例，就是不增設常額教席，而是批出各種不同的經費，容讓學校自行按需要聘請老師，這些教席都只是一年或兩年期的合約形式。所以同一間學校裏，在校年資較淺的老師通常都是「合約制教席」（詳見進師盟另一篇由盧日高老師撰寫的《合約教席的由來》）。

自此，合約制教師頓成了學校裏的「新邊緣人」，他們和常額制老師的待遇具天壤之別。對合約制同事之間的悄悄話可能是：

「咦，陳老師『入咗隊』未啊？」
「喂，呢間學校仲有好多contract位，年資比你高的都仲排緊隊，你都係唔駛諗，外面有好路數，識做了。」
「李sir嚟咗呢度六年都未入到隊？」

「六年都未入到隊？」，不是開玩笑。校長每隔兩年要為合約老師進行appraisal，像「照肺」般，由表及裡，從教學效能上、行政管理上、策劃活動上都鉅細無遺地進行地毯式評估。

第一次appraisal後，校長會和你解釋：「家陣我地條入隊清單仲長過公屋輪候冊。不過學校就申請到一啲funding，我諗只要你肯有心去做，我哋唔會叫你走。就算有常額位，如果一縮班，有常額都要走啦。」咁四年後呢？六年後呢？只係「人肉錄音機」重覆返以上的說話而已。所以，「兩年之後又兩年，兩年之後又兩年，六年都嚟緊頭喇老細⋯⋯」。

「明明Miss Chan都有Perm GM，佢入校三年，我就六年，點解我仲要等？」
「因為人地係英文科嘛，我都要按返個科目機制分配職位，否則沒理由某啲科就個個GM晒，有啲就全Contract嘛，所以，如果你地科一有位，我即刻加你入隊。」
「我地科最快都要7年先有人退休喎！」

*****

談到Funding，真的很火。Funding從何出？盧日高老師的文章已經交代得清楚林林總總的津貼撥款。而當中最特別的，是整合代課教師津貼（TRG），這個計劃其中一部分是容讓學校凍結不多於10%的職位（以一所60人編制的中學，即有6個職位受凍結），凍結職位後改以撥款方式去紓緩人手的問題。以現時條例來說，若凍結普通職級，可獲之撥款為起薪點和頂薪點的平均數；若凍結晉升職級，則可獲相等於起薪點薪金的撥款。而善用這筆撥款，隨時會增加另外五至六位合約制教席。

這筆撥款，可以說是某些新入職老師的救命符，也可能阻礙了不少在事業發展中屬萌芽階段的老師，減了是他們「入隊」的機會。

有一些學校很「民主」，容許教師就此事公投自決，在校務會議中以舉手方式表示立場。從每人立場來說，已在校內發展穩定，不望晉升的，好自然想請多些同事紓解課擔；在校內剛剛起步的，擔心少了一筆撥款會令自己加速離開，所以也會舉手支持；可是正期望升職的或入隊的同事來說，當然他們渴望職位上的穩定。只可惜，對不起，這些人只屬少數，雖然不願意，所以他們不得不服從。所以這個民主機制下的確有一班弱勢社群，同事之間也製造了不必要的不和諧。

*****

一名臥底，就是要拋下原有當警察的理想，自願為打擊罪案而改變身分，若被江湖老大揭破身分，更會無聲無息的犧牲生命。一名教學助理，就是要先放棄教師的待遇，自願為完成教育理想而降低薪津要求，隨時被教育界用完即棄，犧牲了寶貴的青春。

臥底隨時復職無期，教學助理卻因為教師職位淨流失，趕不及「影相」，成了一年一校的遊牧人士。試問他們怎樣對自己的教育環境有歸屬感？

一群教育同業者，暫不介意自身利益，努力貢獻教育界，但教育界待他們公平嗎？請政府還是盡快增撥資源，好使人人同工同學歷同酬，全學位教席，全常額教席，連教學助理也有其薪級，那就世界大同了。

梁嘉裕，中學教師，進步教師同盟成員。

（圖為編輯所加，取自教協網頁）

文：施安娜

聽來的友校故事，但請勿對號入座。

話說A老師在通識課，教了甚麼是公民抗命，滔滔不絕地講著守法重要，可是，如果面對的是惡法，有人會採用公民抗命的手法，這是一種爭取、抗議的形式。是經過理性思考和分析後所作的決定，不為一時的意氣或一己的利益而行動。用和平非暴力的手段，故意觸犯一些不公義的法例，並願意接受懲罰的代價。A老師還不忘加了一句，記著，不是動輒用公民抗命為由而不守法、不守規呀，也不是用作為一己的利益而行動的藉口，也別忘了抗命後可能受到處罰。

有一天，時值十二月的嚴冬，在小息的時候，幾個中六才到的轉校學生來見A老師，劈頭便說：老師，我們要公民抗命。話說該校正在新舊校服交替期間，要求包括中六才轉校的重讀學生需要穿上新款的校褸，學生覺得很是為難，一年就只那幾天特別寒冷，而過了三月他們便離校了，不想浪費金錢買一件只穿一個月左右的校褸，於是穿了素色的外套回校，卻被訓導主任教訓了一頓、要求糾正。他們覺得不合人情，也沒道理，天氣這麼冷，不容許學生穿外套。

公民抗命這種事情，在課堂上講講無妨，不傷身的，可是要實踐，有很多現實的考慮，A老師很是猶豫。學生說：老師，你不是說不合人情、不公義的事，可以公民抗命嗎？我們不是為一己私利，為的是抗議學校這種不合理的規矩。A老師覺得要為學生的行為、利益負責，於是建議他們先通過既定的程序，找訓導主任商量一下，說明利害，還不忘叫他們用語要溫和，要講理有禮。學生於是派了代表，見訓導主任去了。

隔了一天，在小息的時候，那幾個學生又來見A老師，手上多了一個熱水袋，一臉無奈，他們說，訓導主任指出，學校不容許任何學生穿不是學校式樣的外套，又體諒他們在寒冬下的苦況，為他們提供了熱水袋。學生覺得這是讓他們沒藉口再抗議，但他們的問題也沒解決。

經過此事後，A老師深切反省，原來與當權者講道理，尤其是與獨裁的當權者講道理，其實是與虎謀皮。校內如是，校外不也如是，如果你以為和當權者密室談判，枱底交易，就能爭取普選，可能是被玩弄於股掌之中，最終也不能擁有真普選。

作者施安娜，中學教師，進步教師同盟成員。

香港政府好似我公司呀姐做野一樣，未到死個刻都存在無限變數；但係「講過唔算數」同「講多錯多」方面，教育局必定係咁多個局當中首屈一指的了。

近日，香港教育局再次「瀨野」，無啦啦講廣東話非法定語言，轉頭又「灑冧」。每次見到佢「玩野」，我都諗起李思捷個句：「我玩你，因為我愛你」，教育局歷年來咁玩我，仲唔係愛到我欲罷不能。

今次我想分享教育改革下，我是如何中招的：

我是1988年出世的，剛好就是香港最發達的年代。香港是我家，作為家庭成員，這廿幾年來，我真的是狠狠的明白到什麼是家道中落。

--> 1997前，除了社科健變為常識令我睇少左教育電視之外，真的無咩野。之後，就開始「瀨野」了。

--> 1998至2000年，每日都是學能測驗，我就是最後一屆的學能測驗考生，傳說中做得最多年學能測驗 past paper 的小朋友，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做past paper。完成左個測驗，我真係覺得我仲唔係宇宙最強，超智能小朋友。點知教育局竟在2000年，教育制度改革建議話：

「學能測驗操練學生應付學能測驗的現象，影響學生的均衡學習生活，妨礙他們的全人發展。我們必須作出果斷的決定，立即取消學能測驗，避免有更多學生的學習生活受到不良影響。」

教育局講左一野，一夜之間，我就由能人所不能變左超低能，我仲記得我之後個屆的小朋友sss即時取消補課，仲因為不用再做超智能的 past paper 而取笑我地係低能仔。

--> 1998年的母語教學，我又再次中招啦，母語教學係1998年開始嘅，1999年選中學的我，又再次成為改革的中伏人士了。1999年，香港 cut 到得返102間中學有得用英文教學，無啦啦，界定一個小朋友係唔係成功人士，就以入唔入到英中做指標。後來教育局又話母語教學政策令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大減，去到2010年又話唔要母語教學，變做教學語言微調政策。

--> 2005年，我中學會考，我仲要讀中文科的26篇範文，當中有「只有陳蕾士至明」的《聽陳蕾士的琴箏》，我一考完，2005年5月，教育局又宣佈由2007年開始取消範文，以免學生過分背誦。真係「害怕悲劇重演，我的命中命中…」

--> 終於我都捱到2007 年考大學，我又發現，我又再次中招啦。1997年開始有內地招考香港本科生計劃，1997個時有幾個內地人報香港八大，2007 年內地報名人數就好似細胞分裂咁，有成千人，我又再一次要同人（唔使係香港交稅的人）爭位（資助學額）讀書。「沒有最多人，只有更多人」，由於我係1988年的龍年BB 潮BB，2007年報大學的人數創了新高。

--> 我就好似唐三藏取西經咁，經歷了七七四十九劫，2007年，我終於入到大學啦。但為左要配合2012年推行三三四，由我入大學開始，我間大學就變成建築工地，日日都沙塵暴咁掘來掘去。2011年，我畢業了，大學終於都接近完工。個情形就好似小學個時，學校向我地籌募經費裝冷氣，裝完我又畢業啦，哈哈哈哈。

我其實唔係想好似周星星同梁榮忠咁鬥「邊個夠我慘」，申訴邊年的學生最慘。

我想話朝令夕改的香港教育制度，對於係香港讀左20 年書的我來說，我一直覺得我係一塊5吋厚的牛排，教育局咪就係每5秒反我一次嘅廚師囉，你係咁將我反來反去，其實我由頭都尾都冇熟過架大佬。你個政策每5秒改一野，就算個政策 work 都冇用的。我只想教育局不要再「煎」熬D 學生，如果「我玩你，因為我愛你」 的theory 成立，可唔可以我地呢代人接收哂教育局的愛意，唔好再搞而家d學生。

PS: 謹致此文予1988年出生，同我一齊中招，連環遭逢橫禍的龍年BB，真係「講呢D，盡在不言中。」

文：Eric

三年前屢傳中共在廣東意圖取消粵語電視廣播，尚且陰魂不散；如今特區政府銳意偏普廢粵，卻是磨刀霍霍。普教中既不能讓港人學好中文，更是淪為官僚邀功的籌碼。有謂普教中是一樁消滅本土語言的政治圖謀，除了中共和特區政府，它的催生恐怕還有別的共犯。

靠攏紅色資本

不懂中文的官僚推崇普教中，正是一種市場優先論。「採用那種教學語言未必是教學的首要考慮，香港作為國際都會，我們需要培育更多具備兩文三語的人才，以提升競爭優勢。值得欣喜的是，我們的老師不單透過教學語言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更藉此提供了多把打開知識、拓寬視野及終身學習的鑰匙。」（教育局語文教學組宣言，2012年9月24日）；十三年前董建華在《二零零一年施政報告》提到學好普通話具有經濟效益：「市民亦必須學好普通話，才能有效地與內地溝通交往以至開展業務。」（2001，段46）。說白了，普教中可以學好普通話，學好普通話離不開經濟。

早在CEPA前夕，特區政府對推動普通話影響力早有部署，而港人懵然不覺。香港從不拒外資於千里，也對各方語言照單全收。學好英文，可以與國際商貿接軌；學好普通話，也可以與中資服務接軌。香港人對學甚麼語言愛講市道，紅色資本一朝得勢，普通話定可升天。貶損粵語，誠非今日始，當語言也講市場，推普教中其實只是這種心態的體現罷了。

討好消費者

如果教育也要講市場，普教中當然是為了討好消費者，消費者正是支持這種市場優先論的家長和僱主。香港人追求英文中學，正是追求「英文」這塊服務商標，保證子女日後赴笈海外、投入勞動市場皆通行無阻。特區政府愛講教育是一種投資，學語文是一種增值，那麼學普通話也就是高增值。教育要講回報、講增值，就要講普通話。

某些中小學校染紅與否，當中校長、教師支持普教中者也大有人在，背後圖的要不是政治，就是圖市場。百貨應百客，甚麼需求的家長，便有甚麼供給的學校。

犧牲的只有師生

普教中對語文教學的實效有多少？有謂普教中可改善寫作，即使內地學生以普通話學中文，遣辭造句照樣有不合規範問題，與粵教中的香港學生相比又當如何？學生行文，講命題立意、謀篇佈局，這種腦筋豈因多學一種語文而練成？以粵語學中文實則大有裨益，例如通九聲必可得詩詞聲律、廣府話文句盡見古人言辭餘粹，坊間述論甚豐，不必贅言。

教學語言變更，也看土壤是否合宜，而犧牲的只有師生。學生本身不懂普通話，中文課堂上須多費時間學習拼音，應用也不甚方便。教師縱有語文素養，也要紛紛委身語文基準試，迎合這一片教育市場的所謂大勢，未能通過者無法以普通話教授中文，淘汰離場。

普教中，除了政治壓倒一切，其實也是經濟壓倒一切。我們捍衛的不只是粵語本身，是捍衛中文，也是捍衛我們的生活。

原文刊於此

文：張莉莉

Chris Wong：

杏壇中學放study leave了。距離四月七日還有不足兩個月，面對文憑試，我只有說不盡的空虛與迷惘。Chris Wong，我很羨慕你，你能夠永遠停留十七歲，每年都是中六生，但我卻要為考上香城大學而埋頭苦幹，試圖在這場腥風血雨裡勝出。可惜，我知道，能夠勝出的人少之又少，大家爭個你死我活，最後笑著步上香城大學本部的人只有18%，可能是一萬人吧，我不清楚，反正大學裡頭沒有很多香城人。剩下來的一萬人踩著七萬人的頭上，勝者為王，撥開雲霧見青天。但，我們都忘掉了見青天從不代表成功。香城人一向都是善忘的，對吧？我知道你每回看見考生沒有貼barcode，或是目睹那些未看見end of paper就腦停手停的學生，都不禁暗暗偷笑。

我想說的並不是這些。我們忘記了自己是多麼的愚笨啊，把考評局把我們玩弄於股掌之中的事實都拋諸腦後，也把通識需要model answer如斯光怪陸離的學習遺忘於滄海桑田之中。香城人總愛忘記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譬如是大家其實都沒有在制度中勝出，一紙證書，眾生若狂，你唱過的。十多年來的學習，可曾有過滿足感麼？你太清楚世情了，但又能如何？可改變嗎？我們都是心甘情願的融入羊群裡，EAA說這是model answer，我們就記著；補習名師說那是必考，我們又拿著雞精披星戴月。Chris Wong，你可以告訴我，那些沒有model answer的問題該怎麼解決？沒有一套既定formula的日子又要如何活下去？

我管不了那麼多。

兩個月後就是DSE了，不知你預備了什麼integrated tasks呢？你是一個好學生，每年都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例如environmental protection和fundraising。十多年來，我們一同欣賞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greensleeves，友誼就是這樣建築起來吧。你雖是我的好友，但隨著日子愈來愈近，我就愈來愈怕你。

這些日子來，每天不用日光或是時鐘的提醒，打從心底的恐懼，我都從美夢中驚醒過來。我夢到自己考上香城大學，奪了幾個5**，夢中的我高興得可跳起轉三個圈。可惜，夢總會完結，也會有破碎的一刻。現實充滿未知數，完成了十多廿年的past paper代表什麼？難道保證了我真的能考上A1嗎？明明如月，何時何掇，理想往往的高不可攀，嚇怕了我。Chris Wong，我不像你，我實在無法抽空參與各式各樣的活動，惟有完成你的integrated tasks以作慰藉，而我每次都是希望能夠把這些任務做得盡善盡美，因為time is up announcement 很快就會止住我的思路。

你說過文憑是怪魔，當我們面對著試煉卻是無從協助。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這年破天荒的八萬個考生，最後又有幾多人能脫下枷鎖，隨心所欲？

我像你。或者，準確來說，我是你，不只是我，所有人都是你，你其實沒有參與很多活動，也從不欣賞那首教人昏昏欲睡的greensleeves。每個人都像你，沒有自我，當然，你有時也會改名換姓，變成一心家寶有容，不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最後，你也就忘掉了自己是誰，人，總是像羊群，像善忘的羊群。這些日子來，你累了，溫習就如行屍走肉一般，你卻是不能停下來，也要盡快平復情緒。因為，明天還有一大堆難題等待你。

Chris Wong，NEVER SAY DIE。這是我的座右銘，也應該是你的座右銘。你絕對不能夠戰敗，你一定要成為那一萬人。

因為，當你真的能凱旋而歸，你就有資格告訴考評局和那些無能的官員，香港教育是多麼的失敗，甚至令社會因你而變得一點點不一樣。

你一定會贏。

我要你告訴我，你不是Chris Wong。你是原來的自己。

你是我。

不想成為Chris Wong的我

2014年文憑試前

原文刊於此

*原刊於2014年2月9日《成報》

　　教育局在網頁文章中指稱廣東話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方言」，引起社會關注政府是否有意貶抑廣東話的地位，作為大陸同化香港的重要一步。共同語和方言，是其中一種語言的分類方法，而這種分類，可說是政治性的。每種語言本身都有地方基礎，都是地方語言，都是「方言」。而令語言脫離「方言」變成「共同語」的，不是語言本身，而是政治因素，簡單點來說就是由政權指定。所以誰是方言，誰是共同語，本質上就是政治問題，不是語言問題。雖然教育局其後迅速道歉並收回文章，但實際上，當局已推動「普教中」多年，參與的學校也日漸增多，情況值得我們關注。

　　華文世界統一使用現代白話文，實有必要，否則華人世界之出版物不能互通，將導致文化的割裂和斷層，對學界亦有大害。但在於語言，則大可不必，香港文憑試的中文科口試目前主要還是以廣東考核，但按現在官方將廣東話視為「不是法定語言的方言」，將普通話視為「正統」，全力推行「普教中」的姿態，若長此下去，相信連口試也變成以普通話考核，廣東話再無用武之地之日實不遠矣。語言的主要功能是日常溝通，廣東話作為大部分香港人的母語以及日常溝通的語言，以廣東話教授中國語文，實在是理所當然的。語文學習，當中包含很大邏輯概念和文化概念的理解，這對大部分學生來說，實在不是一件易事。即使不論廣東話之源遠流長保留古音較多等優勢，以母語教授中國語文科，也絕對是最有利於學生理解中國語文科內容的做法。

　　以普通話教中文科，實際上就是在一科教授母語語文的科目中，要教師以非母語教授，要學生以非母語理解，是為了學一種新語言而犧牲語文學習，不利表達，障礙理解，更製造「普通話才是正規中文」的錯覺，壓縮廣東話的生存空間。常有論指普通語教中文有利學習語體文，則屬無稽，普通話與語體文賓際上是兩回事，當你仔細聽人說的普通話口語，那跟真正流暢簡煉的語體文，根本是全然不同的。若果以為以普通話教中文就能糾正學生以廣東話口語入文的問題，那其實只會引來學生以普通話口語入文的同樣問題。若社會認為有需要加強對學生的普通話訓練，合理的做法應該是增加普通話課的節數，而不是犧牲中國語文科的學習強推普教中。

　　我輩自小聽以粵語教授的中文課，中文何曾比不上自小接受普教中的新一代？若普教中如此有優勢，何解新一代中文水平每況愈下？歸根究底，力推普教中，還是政治目的大於語文學習，大於文化承傳。莘莘學子，從來都只是犧牲品。

鄧力行
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二年級生、普教中學生關注組成員

普教中學生關注組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scholars.say.no.to.PMI?fref=ts

大家都可能有過這樣的體會，就是中學唸中文時感到十分厭惡，特別是要背誦和默寫眾多詰屈聱牙的文言文之時。但畢業多年後回望，卻是十分慶幸曾經讀過岳飛之少年時代、出師表、岳陽樓記、慈烏夜啼、貓捕雀、風箏、背影等精彩的文章。

筆者在中學唸中文時，仍是「語文」和「文學」未分家的年代。後來得悉一科變成了兩科，心裡已感納悶。但與教育界一些朋友談起來，卻又被他們的「要擺脫精英主義的傾向而照顧大多數學生的學習能力」這個解釋勉強說服。即使如此，多年來我仍是覺得無論是語文科還是文學科，課程中也應該有一些指定的「範文」，以保證學生有機會接觸到中國文化中一些真正優秀的東西。

近十多年來，教育界的思潮已經有所改變，就是不會一面倒地把「背誦」妖魔化。即使西方的學者也承認，「先背誦後理解」也是一種有效（甚至是不錯）的學習方法。我們多年來對「背誦古文」的批判其實是一種自殘的愚行。

近四十年來，有關範文的爭議未有停息。但依筆所見，在九七回歸後所推行的教育改革之中，語文教育卻是進一步的功能化。我最先聽見人們強調「讀、寫、聽、說」時還不大為意，但慢慢卻愈來愈覺得不妥。培養這些能力當然沒錯，但卻是絕不足夠。要知語文教育不單是語文的事，它還包含著社會、文化、歷史、道德及至修身處世等重要元素。簡單來說是「唸中文、學做人」。如今的功能性語文教育已經不是教育，而是淪落為一種技術培訓。

筆者當然一早便知道「教育只是為了培養順民」這種說法。但在過去，這種培養還包含著以傳統文化來薰陶和規範一眾被統治者的成分。但在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大潮下，如今就是連這套外衣也被拿掉。現代教育是赤裸裸的培養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者和消費者。

自一九九八年底回流，筆者有九年在香港大學工作，幾乎每天都聽見「質素保證」（quality assurance）這字眼，並被告知「質素」的定義乃「與目的匹配」（fit for purpose）。我如今終於明白了，這個「匹配」是指剛好符合資本家的要求，不多也不少。語文教育的陷落是新自由主義勝利的結果。

在香港，大概教育是怎麼改革都不太行的了，因為大家想要的其實不是教育，而是證書，其實也不是證書，而是一份畢業後的優差，一份高薪和一個所謂美好的將來。所以如果你給他們自由的學習方針，他們會苦惱沒有奪 A 的秘訣，又或者把努力用在奇怪的方向上，例如答題技巧；而假如你給他們填鴨式教育，那就會更加爐火純青，一邊投訴讀書扼殺創意，一邊拼命啃書，反倒清清楚楚。

所以教育失敗不一定是政府的錯，當一個社會連通識科都可以補習的時候，你就應該知道大家都有病。

女兒很快就要讀幼稚園，雖然還未算真正讀書，但我還是有一個目標給自己︰讀書不看重成績，而是看重怎樣讀書。即是說，如果她學懂分配時間讀書、保持對身邊所有事情的好奇心、對於課本上的事情抱有質疑、對考試有一個認真的思考與攻略；然後成績是怎樣，好與壞都不重要了。有獎品不是因為 100 分，而是在讀書的時候，準備好了去取 100 分。

聽起來很理想，卻極難做到，因為根據成績表去讚揚或是懲罰孩子是容易得多，但是要觀察女兒的紀律、保持對她的要求、回應她的好奇心之類，是非常消耗精神和時間。身為一個懶惰的人，最終結果可能都是 100 分就可以去迪士尼，不合格就要打手板，直至大家都討厭讀書，讀書只為升班，升班只為脫離讀書，然後快快手手畢業找工作找人結婚生下一代，將折磨傳承下去。

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人們總是想脫離現在，寄望將來，每一日返工返學都像行刑，每一刻都等待周末和出糧，周而復始。我們極為期待未來的日子，但是對現在當下卻感到極為厭煩。我們很早就覺悟書本的內容是無用的，讀來只是為了考試，所以聰明人就會努力讀，愚蠢人就會逃避不讀，只有極少數人才會真正享受知識，又或努力將它與現實世界串連起來，工作亦如是。

所以這個社會的邏輯很簡單，讀書是一關，越早過關，或過關時帶得越多證書，對下一關就更有利。但是世界一直在變，沒有人肯定下一關是甚麼，又或者，根本就沒有所謂關，因為人生本來僅僅是活在當下，而不是寄望鏡花水月的未來。

不看結果，只看過程，很多成年人自己嘴上這樣說，也只是說說而矣。

（圖為編輯所加，政府宣傳短片截圖）

圖：左起鄭明祐、潘天賜、周嘉強。

（獨媒特約報導）教協監事選舉如火如荼，張文光團隊「薪火相傳」和「進步教師聯盟」競爭激烈。現屆監事亦加入選戰，組成「8人聯合團隊」，主席潘天賜帶領鄭明祐與周嘉強，昨日（2月13日）宣佈參選。團隊強調將遵從教協宗旨和司徒華遺訓，堅守「公義為本，團結為重」的處事手法。在記者會上，潘天賜暗指「進師盟」是激進勢力，會影響選舉，監事會必須堅守立場。

「公義為本，團結為重」

潘天賜指，現在才參選是形勢所逼，監事之一鄭明祐補充，過去教協監事選舉無風無浪，不希望今次只得新人入選，導致要花過多時間了解會務。

潘天賜表示，團隊會以「公義為本，團結為重」的原則，監察理事會的工作。又指出香港現處於政改的重要階段，激進勢力會分化和影響教協，並破壞監事會以會員主流意見為依歸的立場。監事會必須撥亂反正，堅守立場，尊重會員和廣大市民意見。

國民教育及林老師事件處理恰當

潘天賜又表示，現屆監事會的工作態度是「是其是非其非」。當有人批評教協在國民教育和林慧思老師事件的處理手法時，監事都認為理事已盡力，並是「有理、有利、有節」，而且以大多數老師意願為依歸，維護林老師的職業權益。教協認同林老師為不公及聲是正確，只是不同意用粗口的行為。在國民教育事件上，記者指出有人諷刺是「學生保護老師事件」，潘天賜回應在事件前的一年，教協一直有作內部抗爭，向眾老師陳述事件；在事件發生時，更擔當組織人的身份，團結各種反對聲音，成功推翻洗腦教育，事後亦不忘關注發展，嘗試集民間力量辦公民教育課程。潘天賜強調，教協的工作不是表面。

批評戚本盛斷章取義

潘天賜批評「進步教師聯盟」參選監事戚本盛在香港電台節目，刻意將監事會的內部討論公開，而且用斷章取義的方式批評監事會處事不當，是誤導會員、扭曲事實。潘天賜又指，戚本盛在會上有充分權力發言，但仍然片面陳述不盡不實的內容，損害會員利益，例如戚本盛聲稱自己是「贏道理輸票數」，暗指監事會不講道理。

周嘉強指韓連山被唆擺參選

監事之一周嘉強憶述和對手韓連山的關係，指對方向來尊重自己，過去即使雙方意見不一，亦相信真理愈辯愈明，不介意討論；是次對方帶領另一支意念不同的團隊參選，是被人唆擺。周嘉強相信韓連山不想教協分裂，但很想「出位」。

「8人聯合團隊」表示與張文光的「薪火相傳」沒有大分歧，只是團隊組成方式不一。面對被批評保守，他們承認監事會有改變空間，但分裂不是正確手法，不應以突出衝突為手段，亦批評進師盟凡事只求最終目標的態度是激進。

編輯：劉軒

文：盧日高

2012年開始，英國教育界風起雲湧。事緣當地教育局決意改變教師工作待遇，當中最具爭議的是廢除教師法定薪點制度，改為由學校管理層根據學校自訂績效指標（例如參與課外活動時數、上課時數、課堂觀察、學生成績、家長意見等）決定教師能否獲得加薪。新的薪酬制度亦廢除教師轉校服務時薪級自動轉移的規定，意味教師轉校可能被迫減薪。

英國教育局的說法是，新制度下好教師能獲較高的工資。但校長們憂慮由學校自訂績效指標，會分化管理層和教師之間的關係。另外有不少教師認為，這只是因為教育經費緊張而向教師開刀，並非真正為教育設想。加上不滿新的退休金計劃和一向的長工時問題，當地兩大教師工會--全國教師工會（NUT）和全國校長協會和女教師工會（NASUWT）遂決意抗衡政府。在英國各地區分別進行罷課後，兩個工會在2013年10月發動全國大罷課，導致接近3500所學校全面或局部關閉。至今這次教育爭議尚未完結，2014年初NASUWT調查顯示，有八成工會成員支持以罷課手段討價還價，最新消息是NUT宣佈3月26日再度發動全國大罷課，迫政府與工會談判。

在外國，工業行動是工會展示力量和有效爭取權益的手段，教師按章工作和罷課屢見不鮮。反觀香港，教師表達訴求和爭取權益的手段則溫和得多。雖然教育改革導致教師工作量大增，工時普遍過長，還要面對學位教師和文憑教師同工不同酬、合約教師沒有穩定職位、縮班殺校等問題，但絕大多數教師都未曾想過用工業行動增加談判條件，以保障自身權益。近年香港教師最「激進」的行動，只不過是工餘時間上街遊行而已，這也難怪政府可以有恃無恐地漠視教師的訴求。

回首今時今日的香港政治困局，香港人普遍越來越有一種無力感，這種無力感正將社會推向犬儒或激進兩極。撫心自問，身為教育工作者，到底我們希望留給下一代的是一個公義、平等、民主的社會？還是一個不義、特權、專制的社會？外國教師為爭取自身權益而發動罷課是平常事，難道香港教師們爭取民主公義還要忌諱工業行動的方式？如果香港政府最終拋出的2017年特首選舉辨法是一個有篩選的假普選方案，香港人或許被逼走上佔領中環一途。現時社會上不少有心人均以個人名義報名參與和聲援佔中，並有坐牢的心理準備。難道教師就甘願到最後關頭袖手旁觀，眼白白看著佔中人土自我犧牲？

教協是真普選聯盟成員，亦是公民社會的重要成員。爭取普選之路上，實在應該想辦法發揮團結工會的力量，著手思考和籌備不同階段的工業行動，有理有節爭取真普選。為免在關鍵時刻才匆忙籌備，倒不如現在著手編製一套《工業行動程序指引》，讓教育工作者認識如何分階段、按形勢執行工業行動，清楚地令社會各界以及政府知道，教師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不會缺席！（二之一）

盧日高，中學教師，進步教師同盟成員。

（圖為編輯所加，NUT Let's Stand up for Education短片截圖）

校園欺凌可是心理／輔導學的議題，不過簡單說一說。

一，校園欺凌可以是隱性的，如，社群排斥，對個體的無視及冷感。而欺凌在表現為行動上，此種暴力，也許是看不見的，也可以是沒有能力處理的。而如有身體暴力的呈現，也只會受一種「暴力是錯誤」的理觲看待，而不是更深的了解當中的排斥。再者，在社會學角度，學校是社會的複製，社會在理解暴力行為時是以維持穩定的角度理解，因此，暴力背後的貧富/階級的暴力，社群排斥的暴力的罪惡，是可以容許，什至在很多情況下被鼓勵，如德國法西斯，北韓，俄羅斯納粹主義者，基本上是如此。教育建制者在處理班房時，最主要的目標是管治/規訓邏輯。在一家情況下，最理想的是有一個互為規訓的秩序。

二，如此，心理學的觀點看，如果要有一種沒有被欺凌，而且可以達到最終規訓邏輯的班房管理，最完美的模式就是法西斯／納粹主義，因為，在當中，被欺凌耆是可以欺凌他人者有一個奠基於排外意識形態的暫時同盟，而此同盟及一體感是可以消弭他們之間的差異，而把差異及排外的情緒置於別的群體身上。而一定程度上，極權主義是可以因為天然的差異，對外的(想像的)仇恨，在一些人的倡議下，而被利用建立威權的支柱。

鄂蘭在自己的著述中就以為，極權主義是因為一個人害怕孤立的行為，在艾希曼的審判一書中，好提出的是，平痡的人安於平痡及不被群眾排斥的傾向，在面對極權的情況下，一個人放棄了思考（不論是最基本的哲學及倫理的），因此平痡之惡產生了。事實上，要使犯罪率下降最好的方法是極權的，無孔不入的監視，及隨意審判及處死別人制度。

回過頭，在輔導心理學的角度看，最投入於欺凌（尢以網絡欺凌為甚）的，是在另一個場合（工作或學校被欺凌、排斥及忽視，而在網絡中作出欺凌行為），或是之前被欺凌的人，這是一個代際的模式，也是一種因為眾人不容納各人差異，而又懶於在倫理及對人的本質思考，而出現的一種平痡之惡，而此種極權，致使是在一個稍有民主（資本家）的社會，例如魏瑪，也會很快倒向民祽，進而極權的方向去。

圖一中的是俄羅斯一個新納粹組織 :「斯拉夫聯盟」，由一個名叫DmitryDemushkin的人，於1999年成立於聖彼得堡，2010年解散，其他的新法西斯團體為比較多人熟悉的「人民民族黨」、「俄羅斯民族統一黨」、「俄羅斯目標」等。然而，因為蘇聯解體而產生的法西斯主義運動，在前東德地區，烏克蘭，波蘭（反猶運動），俄羅斯都沒有消失過，諸如。圖二中，烏克蘭的法西斯主義運動，加上在歐盟右翼政治家的支持下，一定程度上鼓舞烏克蘭反阿扎羅夫的示威。圖三，13年5月21日，法國著名的極右翼反伊斯蘭及反同的歷史學家，多米尼克溫納於巴黎聖母院吞槍自殺後一天，烏克蘭女權組織成員巴黎聖母院外裸體抗議，並在巴黎聖母院模擬吞槍自殺以作諷刺。

文：あああ（普教中學生關注組成員）

筆者只是一名普通大學生，也並非修讀中文系，實在沒有資格在語文上探討粵語和普通話的優與劣。筆者只希望從香港人的利益角度出發，問大家一些簡單的邏輯問題。

在普教中政策下，學校以普通話進行面試以至教授中文科，已經愈來愈普遍，我想問大家，一個父母皆非大陸人的土生土長的香港小朋友，普通話有沒有可能比得上新移民呢？即使答案是有可能，但相信這樣的例子必定極少。那麼在幼稚園和小學的面試中，中文重要嗎？在中文課上，香港學生的理解能力會比新移民學生好嗎？在小五、六的呈分試中，中文成績重要嗎？如此類推，相信我不必多說了吧。香港的家長為了讓小孩嬴在起跑線上可說是不惜工本，然而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在普教中下，孩子卻先天就輸在起跑線上，不知各位家長有何感想呢？

不要以為，小孩從小學習普通話就可以追上新移民的優勢。香港人一向從小學習英文，難道英文能力可以比得上英國人嗎？除非從小整個生活環境都是由普通話組成，否則要追上新移民，必須多加努力。然而，新移民卻不會站在原地等你的。

在我看來，另一個最快受影響的群體就是中文老師或有興趣成為中文老師的大學生。我不知道有多少即將畢業的中文系大陸學生，但作為教師，在普教中的情況下，普通話應該是愈標準愈好吧。那麼，大家的普通話標準嗎？

另外在此還想向大家分享一個人經歷。筆者現正在外國留學，曾在新入學時和同學有以下對話：瑞典同學（對我和一中國同學）：So, you are speak in different language? 答案當然是yes。這樣問的同學不只一個，包括來自韓國，中東的同學亦有問過這個問題。其實很多外國人都知道香港人（hongkonger）和中國人（Chinese）是說著不同的語言（language）)，而不是方言（dialect），雖然他們未必知道香港人說的是廣東話，但他們確實知道香港人說的，是一種語言。

（獨媒特約報導）日前參選教協監事會選舉的「8人聯合團隊」，召開記者招待會正式宣佈參選。對於另一參選團隊「進步教師同盟」高調批評現任監事會，現任監事之一周嘉強批評韓連山帶領團隊參選，是被人唆擺。（詳細報導見此）「進師盟」候選人之一韓連山回應獨媒記者指，對方的「唆擺」論十分荒謬，他對此感到無奈。

韓連山指「進師盟」是希望改變教協監事的不足，整支團隊在公平競選制度下參選，讓會員自行決定，一切都是正常運作，其他兩個參選團隊卻恐懼起來。韓連山指他們懼怕「進師盟」的加入，會打破教協的監事理事一家親和職位世襲化的局面。韓連山說監事的職責是在適當時候監督和批評理事會，如監事與理事過份友好，教協難有長進。如果對方不同意指控，大可抱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心態，而不是形成互相對壘的緊張狀態。

另外他亦提到「進師盟」並非其他團隊所說的奪權。韓連山指監事從來沒有實權，根本不存在奪權論，突顯對方握著世襲權力，害怕新人改變現況。韓連山說權力在會員手上而非監事，「進師盟」的角色是在監事會中提供建議，不是對方所想的那般奪權。

韓連山強調自己很敬重周嘉強，冀對方明白「進師盟」願意開心見誠商討問題，改善教協近年對不同事的反應緩慢，角色不鮮明，重新配合社會和教育界的發展。韓連山更邀請對方出席星期日的政綱諮詢會，參與討論。同時呼籲兩支團隊不要擔心新進，大家共同改變，一切非爭權，請不要誤導觀眾。

編輯：黃俊邦

（獨媒特約報導）全港最大工會、擁八萬會員的教協，將於2月21日至3月14日舉行選舉，選出新一屆理事、監事。監事的十九席位，競爭激烈。候選團隊「進步教師同盟」提倡進步改革，公開表明不滿教協在處理政改上的態度，由張文光領頭的「薪火相傳」則不停強調「司徒華精神」，另一參選監事的八人團隊更公開炮轟「進師盟」。究竟這場位置之爭，公眾如何理解？

會員超過八萬人的教協，起家於七十年代的「中文運動」，以罷課迫令港英政府妥協。數十年過去，近年卻因在政改上妥協，被譏淪為「超市」。獨媒專訪了「進師盟」成員孔令暉及知名博客庫斯克（邱兆麟），兩人直指教協近年與基層會員關係疏離、處事手法趨向保守、害怕改變。處理教改、國教、林慧思老師等重大事件，表現被動懦弱。組成「進師盟」，正是盼能會為工會帶來正面改變。

國教要由學生帶頭 孔sir：感到慚愧

談到教協老化，庫斯克指「教協曾是個不停進步的組織，在金禧事件和中文運動中，都帶領我們改變。」他又提到自己有份參與的2005年的教改事件，教協帶領過萬教師集會，要求政府和教統局重訂教改優次、停止殺校政策，推行小班教學、增加常額教師職位與吸納年輕合約教師等，爭取權益，提倡進步。

不過庫斯克指出，往後教協在多個重要事件上，處理手法大不如前，特別是在國教上反應遲頓。孔sir感嘆：「國教一事要數代表人物，總是想起陳惜姿、黃之峰。國教這樣切身的問題，教協的反應是甚麼？要一群學生出來保護自己，作為老師，多慚愧！」孔sir亦憶述在政府總部的集會的一幕：「九月一日那天，我見到有個男人收到教協的單張，不屑扔棄。」

大局為重 放棄教師？

除了社會重大事件外，在為教師爭取權益上，「進師盟」也認為教協有所退步。2007年的教師薪酬事件（GM2000），教師不滿學位教師文憑教師薪酬不公平，要求同年資同資歷同薪酬。二人道：「當日，政府搬出教師薪酬和公務員薪酬表掛鉤的關係，說明調整薪酬的難處。教協快速接受政府解釋，放棄廢除不平等制度。」孔令輝和庫斯克補充：「工會大可聯合公務員一起行動，遊行表態，或尋求其他方案。但教協卻聲稱『以大局為重』，沒有盡力為教師爭取應有權益。」

林慧思被迫害 教協沒出頭

再到林慧思老師對警員講粗口一事，庫斯克直指教協是「只看到樹，而沒有看到樹林。」「林慧思老師對警員講粗口的確不正確，但工會卻沒有看見自己的同工被逼害，沒有看見警察的執法不公。在面對左派、建制派、特首排山倒海的政治逼害，林慧思老師沒有得到教協實際幫助。而支援林慧思老師的許漢榮、韓連山等，竟然還要受到批鬥。」

記者問到社會對這事的爭議和衝突太多，教協會否有其難處。庫斯克認為「為了公義，處事總不能畏首畏尾。」害怕這樣那樣，教協的重要社會功能和角色很快不再，最後真的只可是「超市」。孔sir則提到：「『薪火相傳』有一口號——『是其是，非其非』，但害怕輿論就永沒進步，這不是真正了解華叔的理念。」

監事沒實權 「如何奪權？」

坊間甚至教師也不了解教協理事與監事功能上的分別，其實教協監事有十九個席位，不同於理事的內閣制，監事是以個人身份參選的。理事當選後有召開會議和決議權，掌管會務。監事則不比理事，在理事會沒有投票權，只可列席於理事會議當中。監事可以向會員發布獨立刊物，利用輿論鞭策理事會。孔令輝和庫斯克笑言：「監事並沒實權，何來對方口中的奪權？」「『進師盟』希望有代表可以選入監事，提高約束力，通過參與會務，加強工會透明化。同時，他們認為健康的組織，必需權力分立制衡（check and balance）和有團隊凝聚力。藉著這次參選，喚起大家對教協『進步』的意識。」

圖：要粗略了解教協選舉，可以到教協會所拿一些傳單看看

記者問到既然監事沒實權，為何不參選理事。兩人指表示「監事是一個合適平台，讓自己了解和熟悉會務。通過關注會務，改變教協不良監察風氣向會員多提供一個反映意見的空間，為整個團體帶來一點改變，已是實事，參選理事不是必要的。」

如何令教協壯大？

教協可以多做什麼？孔sir提到：「2008年，張文光在立法會競選時，到處張羅支持，每日致電近百人。如果這份魄力能放在教協事務上，會令不少人得益。要是那些電話資源用作做民調、關心會員，又是另一番局面。」現在，很多年青教師不願意入會，孔sir不著緊「進師盟」的票源，而是想到教協的未來：「年青教師對工會失去信心，每年只有某些學校老師會主動招收會員，教協對吸納新血的事宜，只有坐的份，十分被動。」

此外，教協因為架構龐大，沒有會員大會而只有非常間接的代表大會，每間學校只有若干老師成為該校教協會員的代表，普通會員難以參與教協事務和表決。加上沒積極招收會員，工會日漸與基層會員疏離。

圖：2012年立法會選舉，教協會員收到由教協代為發出的民主黨九龍西的選舉電郵

對於教協與民主黨過份「合作無間」，庫斯克毫不諱言：「張文光利用教協資源，與黃碧雲於2012年參選九龍西直選。事前大家毫不知情，決定前未有取得會員代表大會的授權，連開會紀錄也沒公開，整件事是零透明度和匪夷所思。」庫斯克認為，假如其他政黨符合教協的理念，無理由排拒支持其他泛民團隊，惟獨支持民主黨團隊。

對於教協在2010年支持「超級區議會」的方案，兩人均表示教協事前應諮詢會員意見。對於未來教協在政改的立場，他們也認為必須改變在2010年的做法，讓會員參與決定。

「害怕改變的人 才會妖魔化對手」

面對張文光「薪火相傳」團隊的指控，孔令輝和庫斯克不認同「進師盟」是激進。兩人表示：「最『激進』的韓連山，也只在國民教育事件中絕食，吳美蘭則不過是在學校舉牌。所謂的激進，究竟是誰人何事？」又說：「『進師盟』只是希望會務透明，一同進步，若這簡單訴求是激進？那『薪火相傳』『改革』的口號，算是甚麼？」孔sir認為：「公義道理在前，只有害怕改變的人，才會妖魔化對手，忘記選民的智慧。」他又做個比喻：「我們見會裡有霧，想用燈照照，誰合對方說我們用的是太陽燈，多照會有皮膚癌。」

記者問到「薪火相傳」指「進師盟」可能推翻「六四」的指控。二人則對對方此行為表示反感：「認為『薪火相傳』利用這件冤案作為選舉工具和私產，抹黑對手。」孔sir感嘆：「何必以選舉之名。癲倒是非。」庫斯克則不願「打抹黑戰」，認為如果對方認為「進師盟」可以改變教協和支聯會，是把焦點放得太遠。他指出：「張銳輝老師（教協候選理事），帶領學生支援許志永，十分值得支持，這說明其實整個教協目標相同─爭取更大公義。」

教協選舉如箭在弦，主張進步的「進師盟」能爭取到多少席位、能在新一任監事擔當甚麼角色，仍是未知知數。教協近年積弱，大眾的「超市」可否因是次選舉，帶來改變，它何去何從，我們拭目以待。新的一年，也祝願香港會有改變，而且是好的改變。

獨媒在訪問「進師盟」後，曾多次致電張文光希望訪問，惟對方以身在海外為由未有正面回應。

編輯：黃俊邦

繼明報、AM730、蘋果和信報評論後，李慧玲也失陷了。箇中到底是勞資矛盾抑或是打壓？這幾天眾多分析，但結果區區相信還是「三個字：不言而喻」。自689上任後，香港確實變得不宜人了，這幾天天氣比俄羅斯還要寒冷，確實在呼應香港堪比羅剎國更偽民主的一天快要到了。

傳媒以後，會是甚麼？可以預見，政府下一步要回到的就是教育了。畢竟，教育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本就有管制意識形態的作用。2011年時任人大委員長的吳邦國已提出「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的「五不搞」，及後又中央又向高校教師下達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的「七不講」禁令，已知習總上台後對重新抓緊思想的決心。早前北大教授夏業良因在支持許志永的抗議書上簽名而被解雇、上月蘇州一名支持新公民運動的高中語文教師袁雪成在課堂上談論許志永，被學校借故解雇。那麼接下來，自2012年國民教育一役小勝後，香港已注定不能獨善其身。故此先在被禁聲之前，草草談一些區區知道的學界「紅人」，提防提防。

對中央來說，香港的教育從來是一重要陣地。例子隨手拈來：前新華社副社長、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秘書長毛鈞年，於政界聲名鵲起前便是普通中學教師；大紫荊勳賢、歷任港區人大代表及基本法委員會的吳康民，以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後任培僑中學校長、校監；民建聯成員、工聯會前黃大仙區議員林文輝，本為勞工子弟中學物理科教師，2011年轉區讓路陳婉嫻落敗而離任區議員後回校轉職校長室秘書，頗有點不以教學為專業的意味（有趣的是，曾有勞校校友表示，與林慧思同為「林老師」，「林老師」任區議員時幾乎從不返校，頗「筍工」，真同人不同命）。

諸如國民教育獨立成科和大陸交流團等其實都屬明刀明槍的，近年政府對教育界的滲透或控制，公眾少關注但學界卻暗地心驚：去年愛港力和建制派對林慧思洶湧而出的打壓和狙擊，已暗暗使同工在參與社會運動裡加以提防；通識科公開試討論拉布和六四燭光晚會與國民身份認同的議題，雖然當中沒有問及政治立場、也從不是評分考量，但中聯辦契女梁美芬卻藉故狙擊通識科，認為應取消政治議題討論，且應公開評卷員身份以示評改中立，圖以政治中立為理由，弱化通識科對社會政治議題的批判性，當中自毫無教育學理可言；在林慧思事件後，愛港力亦要求教育局下令教師須向任教學校申報所屬政黨，謂「保持學校政治中立」云云。隱隱然一股白色恐怖之風。

使同工更感詫異的是，在通識學界頗負盛名的香島中學副校長、時任教聯會副主席（現已轉任主席）鄧飛，卻竟亦在報章撰文指通識科討論政治過深、「揠苗助長」，暗示不應討論時事，並且要求「考評局和教育局破例行事，把通識教育科課程委員會、科目委員會、審題委員會、資深閱卷員、大學學術支援等所有參與修訂課程、審擬試題和決定評卷指引的各方人等公布之」！（註一）其實以鄧公對通識科的認識和貢獻而言，不少同工都覺此舉「好難睇」。箇中是真心抑或另有考慮，不得而知。

「統一戰線」作為「黨的法寶」，當然要攏絡各方勢力。李思傿雖然身為梁美芬顧問已露底，但其「油尖旺家長教師會聯會」的身份仍常以家長身份侃侃而談，而政府的XX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以及力撐吳克儉推國民教育的「十八區家長教師會聯會」，都是由政府家校合作委員會主導，卻以家長身份存在的。另一方面，說教育界當然不少得校長。過往明報已發現中聯辦涉足教育界，且與幾個校長會深入聯繫，為校長找贊助、辦內地團，以及為會員舉辦各種聯誼文娛活動等。但同時，中聯辦官員會以校長會顧問身份出席會議。當中新界校長會會長郭志雄，便於去年獲特區政府頒「榮譽勳章」。當中有沒有交易？不得而知。此外校長成為委任議員亦不鮮見，以今屆區議會為例，葵青區林翠玲是教聯會理事；黃大仙區莫仲輝，其所屬東九龍居民委員會為九龍社團聯會屬會；深水埗區黃頌良為九龍社團聯會成員，也是梁美芬西九新動力成員……說他們被委任為議員，有人相信單純是因為他們對社區和教育的貢獻嗎？

統戰家長和校長，加上教育局掌控教育方針和行政資源，已抓緊了整個教育界的命脈。其後當然要鋪下天羅地網，抓緊前線教師和學生了。在大專界，自有大專學生協會，連交職典能都有中聯辦官員主禮。中學生獲選為傑出學生的，不知不覺間進入建制者亦不鮮見。一名傑出學生曾透露，雖然只是一個中學生組織，但聚餐中竟能邀得時任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感覺便不只是一個普通的學生組織了。

教師當中，教聯會的親中立場，已是常識。但不得不提「新一代文化協會」，區區大專時，已知此會舉辦多個廉價交流團，甚至以與國家領導會面對談為賣點。成為教師後，更見此會年年舉辦教師和學生的交流團，當中不少獲教育局撥款優質教育基金資助。其中每年一、兩次的清華交流團，賣點是「成為清華校友」，清華大學是中國著名學府，也堪稱「紅色工程師的搖籃」，只須二、三千元加五、六日課程，便能成為清華校友，並加入清華校友會、出席各種活動，滿足了不少貪圖虛榮和廉價旅行團的同工。其旗下的「通識教育協會」，會長為新一代文化協會總幹事，顧問有范徐麗泰和葉國華，更無需多談了。此外學界亦有「香港通識教育會」，在行內是知名大機構，有名師分析、也多發教材和舉辦研討會，每次分享會都座無虛席。雖然除了在立法會選舉為教評會何漢權拉票，以及舉辦模擬試時和應梁美芬要求評卷員申報政治立場外，沒有甚麼動作，但其會長是愛國組織「香港升旗隊總會」副會長兼總監許振隆老師，仍是令區區暗暗警惕。

草草羅列一些香港教育界「紅人」，其實行家們早已心知。在公眾的視線以外，有更多事在暗中發生。教育界的寒冬，仍未到來，但看習總和689的作風，當然預料將會變本加厲，加速融合。現刻未能想像會以甚麼方式到來，但有心的教育界同工和市民仍須警惕。

註一：鄧飛兩文分別為「與其年年拷問，不如公開人事」 （星島日報）和揠苗助長的通識科政治教育（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