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D：

你近來好嗎？很久沒有寫信給你了，對上一次也已是寫在模擬試前夕。春去秋來，花開花落，原來不知不覺間便到了放榜的季節。

每當回想起那已過了兩個月的文憑試，一切卻仍彷如昨日，歷歷在目。在無數個噩夢連綿的晚上，我夢迴自己回到公開試的考場裡，坐在冷冰冰的椅子上，呆望著一些不懂回答的考題，孤苦無援，緊張得手心冒汗。直至聽到一聲「時間夠，停筆」為止，我才驀然睜開眼睛，發覺這只不過是一場夢魘。

D，你剛跟我一起歷經了公開試，讀書的壓力到底有多大，你應該都很清楚。這種壓力，可以大得讓正值美好花季的年輕人斷然結束一切，青春的生命在躍躍欲飛之前化成一灘血，然後被殘酷的陽光溶化和蒸發。在備考和考試期間，我們彷彿與世隔絕。文憑試歷時長達半個月以上，但辛苦的不是考試的幾個小時，而是備試期間付出的心力。為了作出最好的準備，我們不惜犧牲一切，跟親朋好友疏遠，課餘時間不是在補習社便是在自修室，即使回到家後也只會逕自走進房間，關上門然後繼續努力埋頭苦幹。無形的壓力像囚籠一樣，困住了我們的青春，叫我們提心吊膽，玩不安樂，甚至睡不安穩。

放榜之日越是接近，我便越是益發頻繁地想起那段苦不堪言的日子。多少個惶惑的夜裡，挑燈苦讀，蓋上書本的一刻，摸索自己的將來；多少個早起的早晨，晨光熹微，我在客廳帶著隨身聽，大聲背誦著英文生字；多少個想家的黃昏，拖著疲累的身子，沉重的步伐，腦中不停疑惑著努力會否付諸流水。那時每一個考試的禮堂，與其說是考場，倒不如說更恰似一個戰場，瀰漫著一片硝煙味。最恐怖的是，我很清楚遊戲規則，這裡一部分人會成為別人的墊腳石，用屍骸拼湊成一條讓成功者踐踏的康莊大道。一生之中，大抵這段歲月是最不能夠磨滅的了。

可是當好不容易捱過了考試後，我們卻仍需要面對放榜日的審判。

D，我感覺自己像站在十字路口中，進退維谷。面前看似有許多選擇，但其實均是屬於失敗者的，因為成功者根本不需考慮，升學絕對是唯一方向。相反，失敗者的選擇可多了，就業、重讀、副學士、高級文憑……但哪一條路才是我該選擇的？我不知道。

老實說，我真是很怕放榜那一天。文憑試是一個噩夢，但我怕現實是一個更大的噩夢。公開試成績是跟著你一輩子的，升學就業都要靠它，別人就是用它來評價你的。甚麼成績不等於一切，出來社會工作，學業成績根本不重要，總有出頭天……這一套說法，今天已成夢話。沒有學歷，出來社會只是死路一條，別說是低三下四的工作，連不三不四的工作也未必請你。學歷高未必保證前途一片光明，但學歷低未來就一定命途多舛。

而且，那天要面對的，除了是自己，還有家人、朋友和師長。放榜當天，一群同班同學共處一室，成功者與失敗者都被放於一個囚籠裡。成績一發，有人歡喜有人愁，有人尖叫有人泣。成功的，固然贏得掌聲；失敗的，即使痛哭得聲嘶力竭撕心裂肺，結果都是無法改變。不但無地自容，連跟朋友乞求憐憫的資格都沒有。朋友C說得好：「放榜後若失敗了，我們便其實甚麼都不是。」

公開試放榜的一天，是很多人一生的分水嶺，但同時也彷彿是一個忌日，因為它埋葬了許多人的夢想和青春。

噩夢完結之後，會是另一個噩夢嗎？

痛苦過後，未來真的會有美夢嗎？

西方有句諺語是這樣說的：”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 此刻我可以做的，也只有相信自己了。

D，祝你好運！

原文載於此

圖：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

（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昨日（7月8日）討論融合教育的投訴處理機制，以及為有精神問題學生提供的支援。有團體表示學生在學校受到不合理待遇，但家長不論是向學校、平機會或是教育局投訴，大多是不了了之；而教育制度過份重視分數，亦令有需要的學生得不到支援，犧牲了他們的個人成長。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表示投訴個案由學校自行處理，而局方有與醫管局合作支援有精神問題學生，亦有為教師提供相關培訓。議員批評教育局「卸膊」，將責任推予學校，對學生的支援亦未能對症下藥。

家長投訴無門 教育局推卸學校自行處理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智愛家長會代表葉向榮的5歲孩子患有自閉症，他表示即使家長發現子女在校受到歧視，因子女仍在校就讀，「肉隨砧板上」，家長也不能直接挑戰教師。他聽到很多家長向教育局投訴，都只是被要求息事寧人；即便向平機會投訴，也大多不了了之，令學生得不到實際的幫助，家長亦感到無助。

圖：專注不足過度活躍症協會主席伍敏姿

專注不足過度活躍症協會主席伍敏姿表示有一名會員的兒子正就讀中一，因專注力不足而學業成績低落，又因過度活躍影響課堂秩序，但他十分努力，測驗成績從幾分進步至幾十分，亦努力克制自己。有一次，該名學生欠帶功課超過20次，校長指他的成績未達標準，影響學校聲譽，要求他寫退學書；之後兩天亦不能上課，需在校長室背誦一篇英文文章，成功背好才能證明他能追上學業進度，更要求他對全班同學道歉，才能繼續上課。家長曾為此向學校表達意見，但學校卻回應「我們只是做戲嚇嚇學生，讓他知道要努力認真」。家長亦曾要求支援，但校方以「對其他學生不公平」為由拒絕。家長向教育局反映事件，教育局則回應這些事需由學校自行處理。

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回應指處理投訴上希望以學校為本，只要不關於政策問題，希望學校能自行處理。他表示若學校未能處理，教育局亦會介入。工黨張國柱認為教育局應先理解個案，才決定事件由學校處理或是教育局調適。街工梁耀忠亦認為教育局「卸膊」。

圖：社工許偉俊

教育制度成績至上 忽視有精神問題學生需要

任職社工的許偉俊表示他的太太是一名老師，她有一名學生因未能承受學業及喪親的壓力而患上抑鬱症，將需要第3次重讀，教師不懂處理，學校亦沒有支援。他認為「不投放資源就等如放棄學生」。

平機會代表朱崇文表示會方最近舉辦了一個分享會，一名老師表示自己只是教書，不能兼顧這麼多有特別需要的學生。他表示很多學校的文化是「求學即是求分數」，他希望大家可反思教育的意義，教育不只是教書本的知識，更應關注個人的成長。

委員會主席張超雄希望教育局處理現時教育制度中的文化衝突，一方面要關愛學生，但一方面又要注重學業成績，因現時制度以成績決定學生出路，老師要負上令學生得到好成績的責任。

楊潤雄表示教育局與已醫管局合作，由醫管局向精神有問題的學生提供專業協助。教育局每年均委託高等院校舉辦120小時的 「以心理學方法處理學生行為問題的有效策略」專題課程，培訓教師 。

梁耀忠質疑只靠教師培訓，難以幫助學生，例如有學生突然情緒有問題，老師應照顧該名學生，或是繼續教學？他認為重點應是增加人手支援。
　
編輯：劉軒

圖：城大人站出來！反對城大將專上學院賣盤！面書專頁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除了是香港大學的校訓，而且理應是辦教育者的精神，故辦教育者理應有如此的理念，但香港的大學好像還未能做到，尤其開辦副學士課程到成行成市的大專院校，自開辦以來，都一向遭人詬病，指其是學店，不是學校，只為牟利，不為作育英材。更甚者，近期有院校出售其「業務」，視莘莘學子的前途於不理，這確是令筆者對香港大專教育的前景有所擔心，而且對各院校的辦學理念有所質疑，到底是牟利，抑或是為香港的莘莘學子而作育英才？

香港的大專教育可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高級文憑課程說起，以至由董特首所大刀闊斧的副學士課程。發展至今，大專教育已算是香港教育的重要一環，每年都有數以千計的中學畢業生，因公開考試失利，從而希望透過大專課程，能重入大學之門。筆者其實對大專教育是沒有太大意見，大學資助學位向來都僧多粥少，大專課程的確能給予莘莘學子一個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但筆者所關注的是這些大專院校到底是發學生財，抑或是真正作育英才？

據筆者了解，香港眾多大專院校的質素良莠不齊，有部分甚至屢被揭發賣學位，沒有一個統一的評核標準，這對莘莘學子絕對是不公平，他們是抱著學習的心態，希望求學問，誰不知辦學者得過且過，只考慮學院的收生情況。為了能吸引更多學生報讀，不惜淪為學店，為的是能收多些學費，這又是辦學者應有的表現？這與一般推銷公司有何分別？推銷公司為的是他們的業績，希望能吸引多些顧客，而這些學店為的是他們的收生情況，希望透過高升學率而吸引更多學生報讀，這絕對不是辦學者應有的理念及精神，這只是一個在商言商的商人，其分別就只是他們是賣學位，其實這影響更加深遠，因為他們影響的是香港的下一代，所打擊的是香港下一代的前途。

其實這些學店的問題徵結是他們自負盈虧，如果其收生情況不理想，會影響其營運情況，甚至倒閉。故他們唯有透過高升學率而吸引學生報讀，而令他們能持續營運，甚至牟取利潤。更甚者，筆者知道有部分院校雖然有某大學的背書，但其實與該大學沒有從屬關係，而且是根據公司條例所註冊，這又是一間大專院校應有的表現？請問這又與一間商業公司有何分別？

近日，有大專院校有意出售副學士課程業務，引起各界嘩然，原來一間大專院校可以與一般公司無異，將其業務出售。筆者對在其院校就讀的學生予以同情，而且希望有關院校的管理層能收回成命，拿出辦教育者應有的精神，教育不是一項產業，而學生不是貨物，他們不能被出售。這樣做，你們又對得起學生嗎？同時，筆者亦希望社會各界能關注教育商品化，這對香港的長遠發展是有深遠的影響，到底香港的教育是否已演變成一項產業而已；如果是，這絕對是香港的悲劇。筆者在此希望大家還記得大學之道的深層意義，教育工作者要把自身所具的德行及道理，再推己及人，使莘莘學子都能領悟其中，並付諸實行，而且教育工作理應精益求精，要做到最完善的地步，並且保持不變，筆者希望他們至少都應該知道學生不是一件貨品，絕不能「被出售」。

點解呢篇文咁大言不慚，叫自己做「書評」，而唔叫「讀後感」？因為我未睇晒咯，咁又何來「讀後」感呢？但我已經急不及待，想向大家推薦呢本好書。

學術論著我睇得多，要幾抽象有幾抽象，要幾晦澀有幾晦澀。但係我心目中，最型既學者，始終係駕馭大象既騎師，能夠用活潑、淺白既文字輕鬆解釋大道理。多少天下事，盡付笑談中。本書既作者伊根（Kieran Egan），就係位駕象高手。齋睇佢引用既學者，就知佢走既係雜家路線，教育學家、哲學家、語言學家、心理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應有盡有。大概教育學係門比較新興同應世既學問，造成兩種各走偏鋒既學風。一係就同你閒話家常，分享下學者自己既教學心得，流於吹水。一係就大量資取其他學科既理論，融會貫通，化為己用。本書明顯行博採諸家既路線。其實呢種一係流於吹水，一係博採諸家既學風，好多雛生既學科都係咁，例如舊時既社會學同人類學，現時既文化研究同文學批評。所以閒時挑啲勁抽既教育論著黎讀下，絕對大開眼界，唔會咁易將自己局限係一門一學，坐井觀天。好似我讀哲學出身，主流哲學界好少提及東歐學者，但係呢本書我就識到聽落幾正既俄國同波蘭哲學家，重有一堆勁抽但我從未聽過既語言學家、心理學家、人類學家等。

言歸正傳啦好嘛？本書一開頭，伊根就拋左個好型既論旨出黎。呢本書寫黎為乜？係為對治危機。咩危機？就係教育改革耐唔耐就黎一劑，但一而再，再而三咁失敗，屢革屢敗，造成教育危機。每次改革在即，大家都會爭相指出既有學制既弊病，教師水準參差、政府監管不力、教育高官短視、財富分配不均、核心家庭解體、傳媒助長歪風，咩原因都有人講過。但伊根話呢堆講法全部都唔係路，病源其實係教育理念度。但凡改革都係理念行先，理念指導行動。只要個理念一日有事，再多既改革都一樣繼續出事。

按伊根講法，自古以黎，西洋世界既教育理念，都可粗分為三大派，分別為社教派、真理派，同潛能派。社教派主張，老師要幫學生將來融入社會，學校係社會既縮影，教育係投身社會既預備同演習。學校應該走踏實風，教曉學生適應社會規範，培養配合社會既價值觀，磨練學生既謀生技能。好似港仔要搵工賺錢，就要識英文同普通話，學校唔會咁騎呢迫你讀波斯文阿拉伯文。香港靠金融食糊，大學就會開精算系、會計系、風險管理系。香港人唔洗當兵，自然唔會有軍事學校。

真理派主張，學校係求知既聖殿，老師應該教授真理，而唔理呢啲真理最後幫唔幫到人搵工。呢派既始祖係柏拉圖（Plato）。柏拉圖自有一套好嚴格好獨特既真理觀，佢心目中既真理係哲學智慧，而且只限佢講果套理型哲學，唔係任何阿豬阿狗既哲學。其次係幾何學，經驗界就無真理可言既，所以係佢心目中，無樣野叫做自然科學。咁無乜邊個後輩會全盤接受佢既諗法既，但即使後人既真理觀變左，變極我地都會覺得有一大堆知識，會教你了解世界既真象，唯獨唔係好幫到你搵工賺錢，好似純數、物理、歷史咁。認為求知係學生既天職，學校有責任教佢地正確咁理解世界，都可以叫廣義咁繼承左柏拉圖。

潛能派主張，每個細孥都有自己獨特既天賦，應該各展其能，因才施教，唔好為左迎合社會同灌輸真理，扼殺小朋友既個性同潛能。假如有小朋友擅長音樂，鍾意音樂，但憎計數，老師大可集中培養佢既音樂天賦，咪鬼迫佢學數。呢派既始祖係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繼有杜威（John Dewey）中興局面。

咁作者伊根認為呢三大理念出左咩問題尼？問題就出在佢地三個係水溝油，溝唔埋，但一直以黎既教育政策，都嘗試將佢地炒埋一碟，平衡利害。所謂教育改革，就只係不停咁換呢三味食材既比例咁解，唔係厚此薄彼，就厚彼薄此。咁呢三味野，唔夾就係唔夾架啦，你擺多啲社教，少啲真理，定多啲真理，少啲潛能，出黎碟餸都一樣咁難食。伊根認為一日班官為意唔到呢項難題，佢地既新政都只係一堆新口號，新包裝，換湯不換藥，繼續錯落去。我地又睇下呢三派點樣個唔夾法。

首先，社教派溝唔到真理派。例如要人融入中國社會，學校就要教細孥講普通話，寫簡體字，愛國愛黨。但除左普通話，方言都大有學問噃，教定唔教呢？漢字有繁體寫法喎，教定唔教丫？八九六四好似發生左啲大事咁噃，係咪發生左就要教呢？國民黨既抗日戰績，教唔教同教幾多呢？呢個世界咁多民主理論，學校又教唔教呢？馬克思著述甚豐，後世又多研究論著，學校又教幾多呢？社教派同真理派，似乎會畀唔同答案。

繼而，真理派溝唔到潛能派。有小朋友唔鍾意讀書，醉心畫漫畫、砌模型、跳街舞、踢足球、打泰拳、整曲奇…咁又點計呢？雖然真理觀會隨時而變，今日既學者都比以往開明，但叫得真理派，點都會排斥一啲稱唔上係求真既志趣，正如柏拉圖驅逐詩人出理想國一樣。

最後，潛能派都溝唔到社教派。祖師爺盧梭已經講過，城市風俗愚昧敗壞，唔適合小朋友成長。要湊仔，最好帶佢去鄉下住，親近草木之餘，又可以係無拘無束既環境下馳騁，發揮所長。對盧梭黎講，城市只會污染童真，將小朋友倒模成隨波逐流既魚群。「Come on, James，可不可以成熟一點呢？」

心水清既讀者，會留意到呢三派都可以放係同一把尺上度，就係到底課程追求統一，定尊重差異。一加一等於二，啱就係啱，錯就係錯，唔會因為計數既人係古代既印度仔，當代既巴西仔，定係未來既南非仔而有分別。真理超越地域，超越時代。按真理派設計既課程，理當最強調一統，全世界教既數學物理化學都應該一樣。而唔同社會、唔同時代就有唔同風俗。要適應呢啲千差萬別既社會，自然講究唔同既觀念同技能。你去法國波爾多潛修釀酒學，返黎香港係無乜作為，啲田都用晒黎起樓啦。雖然世界千變萬化，但至少地域相近，時代相鄰既話，風俗都係差唔多。按社教派觀點，同樣係中國學生，就可以修同樣既國民教育課。潛能派就有意見啦，個個學生都唔同，點可以夾硬迫佢地上同一樣既堂，考同一樣既試，過同一樣既人生呢？個體自由大晒，尊重差異先係王道。

好啦，我唔勉強自己兼顧三方，獨沽一味，揀定一派就橕行佢，又得唔得呢？咁做表面上係解決左理論難題，但往往顧此失彼，換黎更多實踐難題。

既然伊根咁漂亮咁歸納出三大教育理念，又咁利落咁指出三者既衝突，佢又有咩治病良方呢？賣個關子先，查實因為我未睇到。以上觀點，通通都係《The Educated Mind》既第一章就達晒出黎。我覺得單係睇左第一章就好多啟發。先唔好講佢有無提出一套成功既補救方案，單係砌左三大理念出黎，條分縷析，經已獨具慧眼，盡顯功架。佢勁在畀左套全新既理論框架過你，從此改變左你睇教育政策既眼光，單係呢點就值得稱道，值得推許。

放榜，對現在的我來說，已經開始有點遙遠。回想起來，我不明白當年的恐懼從何而來？明明公開考試已經結束，可以做的都幾乎做盡了。停筆一刻，考生們大抵都心中有數。放榜，不過是一個面對現實的關口。說到底，我想那種感覺應該是一種來自未知的恐懼吧？你今天看來，一定覺得吉暝水你「過左海就係神仙」，冷眼旁觀。那我告訴你，我兩次放榜都軟弱到不行。那時候也許並沒有意識，驀然回首，才發現原來會考、高考，我都投靠信仰，麻醉內心的不安。

中五會考結束之後，我沒有去找暑期工，但參加了一些義工和甚麼青年獎勵計劃之類的東東，反正就是時間很多，閒著沒事做。一直沒有宗教信仰的我，這個暑假偏偏回去教會背景的學校，幫忙搞甚麼「暑期聖經班」。在那種氛圍之下，我也跟著大家一起回團契。那可說是我活到今天，宗教狂熱的一個高潮。哪兒來的動力？維持了好幾個月，我每天都捧著靈修書。在 “God will make a way” 和 “I know He holds the future” 的背景音樂下，我原校升讀中六。開學之後，課外活動忙，團契沒有再去，基督也就慢慢淡出我的生活。

中七高考結束，這一次我參加了國情教育團，跟著一行百人的大團，上京考察。那時候，單純的我沒有考慮甚麼紅色不紅色、赤化不赤化，反正千多元可以去旅行，看鳥巢、坐飛機，我就去了。組織裡面都是大學上下的青年，小組也像團契一樣，有大哥哥大姐姐照顧，出發前後也多噓寒問暖。最可怕而至今於我還是覺得不可思議的是，我們一組曾經在香港國際機場 check-in 之後沒事做，坐著一堆人大聲唱「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換來主辦單位欣賞的目光。還好那年代還沒有今天那麼深的矛盾，要不然我們應該都被人拍下放上 YouTube 名流青史了。進大學以後，雖然我們小組還有 re-u ，但大家不會再提起那些關於顏色的回憶。

可幸的是，現在已經無榜可放，我終於可以做個無宗教、無黨派獨立人士。那些年那些事回想起，拿來笑笑就好。撇開洗腦，無可否認團契內，還是國情組織裡的人，都很有心。我相信，人是善良的，只是有時候難免太軟弱。面對軟弱，別無他方，一如今天我重新審視自己放榜的歷史。也許這些日子我都做了太多讓今天的自己吃驚的白痴傻事，但這統統都是我的過去，需要我勇敢的直視。一如你們將要放的榜，好的壞的，都是人生大戲的一部分，它需要你熱情的擁抱，坦率的承認。感到累時，偶然軟弱一下沒關係，但要記住路要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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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城大人站出來！反對城大將專上學院賣盤！Facebook專頁

（獨媒特約報導）《明報》上月揭發城大校董會計劃轉售轄下提供自資副學位的專上學院，百多名舊生和在讀學生星期一（7月7日）就事件舉行商討大會。城大師生不解校董會賣盤原因，質疑是為成立獸醫學院套現資金，提高大學排名。城大變賣專上學院關注組及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將於明天與校董會主席胡曉明會面，表達反對賣盤。關注組亦正計劃一系列抗爭行動，預料第一波行動將會在7月14日城大專上學院收生日當天進行。

關注組早前聯同關注副學位大聯盟、香港城市大學教職員協會和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發表聯署聲明，至今共500人簽署，提出四點要求：立即撤回變賣專上學院的決定、交代賣盤方案的所有文件、向專上學院師生及公眾道歉、提高大學管理透明度。目前城大專上學院總資產達8.7億元，倘若成事將是本港首宗轉售專上學院的個案。

質疑賣盤為提升排名

城大校董會發聲明解釋轉讓原因是「配合學生、教職員和社會的需要……協助城大專上學院擴展和進一步發展自資高等教育課程」。城大教職員工會主席謝永齡逐點反駁校方的聲明，他指學校易手令學習和教學環境變得不穩定，「誰會願意就讀即將結業的大專呢？」。他又認為校方藉賣盤來提升城大專上學院的聲譽「不合邏輯」，此舉猶如暗示學院的管理差勁。校方稱可引入不同的銜接學士學位課程，他批評這是「多此一舉」，不需賣盤亦可做到。對於校方保證師生不受影響，他認為這只是「安撫人心」，憂慮校權易手後，城大便無權干預新院校的運作。最後，他不滿校方稱會適時向持份者公布更多資訊，斥責校方不尊重師生，應該與他們商討，而不是單方面公布結果。

雖然校方已澄清轉讓計劃與成立獸醫學院無關，但在場不少師生包括謝永齡都認為城大的目的是成立獸醫學院，以擴充學科種類，從而提升大學排名。

教協會長兼城大校董會成員馮偉華諷刺是次專上學院賣盤事件是教育界的「壯舉」，認為是「荒謬」。他質疑指排名比城大好的學院根本沒必要出手收購，最大的潛在買家很有可能是比城大檔次低的學院，擔心「我們的學生將會向下流」。他痛斥城大根本無心營辦副學士和高級文憑課程，「十年前已經想剁佢走，因為佢冇錢，但十年證明佢仍然可以賺到錢，都剁佢走，點解呢？」他懷疑其中一個原因是城大寧開辦多些碩士課程，「賺更多，品牌檔次更高」。

校董會黑箱作業 損師生權益

前城大學生會會長、城大變賣專上學院關注組成員李浩賢強烈譴責校董會黑箱作業，認為校方只用了短短半年時間已找到買家，「分分鐘鐘連校長都唔知」。他又舉例指2012年，城大在沒有任何諮詢下削減所有自資銜接學位課程，最終在一片反對聲音下延遲兩年推行計劃。他批評城大不但沒有汲取教訓，更變本加厲地打算快刀斬亂麻，將專上學院割賣。

李浩賢擔憂賣盤影響甚廣，包括院校設施使用權、教職員的工作安排、課程的認受性以及畢業後銜接學位的安排等，嚴重剝削師生以及有意升讀城大專上學院的中學畢業生的權益。雖然城大已發聲明，表示現時城大專上學院學生的教學、畢業證書均維持不變、要求接手的院校保證現有教職員聘用條款不變，但師生們認為這只是暫時的安排，不能保證交易後發生什麼變化。

學聯常委張秀賢代表學聯反對城大出售專上學院，憂心開壞先例，令所有專上學院仿效。他認為城市大學作為政府資助院校，出售專上學院是浪費納稅人金錢。

7月14日文憑試放榜當天正是城大專上學院的收生日，城大變賣專上學院關注組計劃在當天進行第一波抗議行動，但行動內容仍在磋商。其餘行動包括前往立法會申訴部、游說教育局和城大校董會等。假如校方仍一意孤行，不回應師生訴求，關注組不排除把行動升級，申請司法覆核。

回顧專上學院歷史：校董會乏教育熱誠 無心營辦副學位課程

馮偉華指在2003年，政府不再資助高級文憑和資助副學位方面，副學位課程自此變成自負盈虧。當時城大管理層表明停辦被撤資的課程，師生組成「拯救城大副學位課程行動組」反對，之後校方答應保留課程，但附帶兩個條件。第一，須成立一間「公司」（專上學院），負責營辦自資課程；第二，如果營運上出現虧損，教師便需要減薪，如虧損情況持續出現，專上學院便需關閉。馮偉華批評城大管理層辦學理念乏善可陳，只當副學位課程是一盤生意，師生承擔一切生意上的風險。

2010教資會出了報告書，將資助課程和自資課程進一步分割。城大校董會在去年10月以此為理由，辯稱出售專上學院是其中一個考慮方案，計劃聘請顧問公司研究賣盤可能性，更形容「找一處好人家，把她嫁出去」。

馮偉華表示在研究階段，有向校董會提議，只要避免資助和自資課程兩者之間出現交叉資助，財政帳目分明便可符合教資會要求。他要求校董會去信詢問教育局看法，教育局亦回應稱把專上學院完全切割出去並不是其意願，只要避免交叉資助的情況出現便可，並指賣盤只是校方的決定。但就此教育局訂下3個條件：第一，必須為受影響的學生解決設施和校舍的問題；第二，需確保接手院校開辦課程的評審和認受性不變；第三，需就專上學院轉售事宜向受影響的師生諮詢。

編輯：劉軒

這個星期初升中派位終於揭曉，幾日後又到DSE放榜，令人回想起當年讀書時，填志願、等放榜、等派位、撲學校等點滴，更令我想到近年火熱的教育概念：「贏在起跑線上」。

其實以跑步作為子女未來的比喻不太恰當，因為這包含一個假設，就是那裏只有少量甚至只得一條跑道，子女要麼贏在起跑線上，要麼就一輩子都輸給別人，更引伸出要踐踏別人頭上才能追過別人的爭勝心，可是，這個假設偏偏又頗能反映現實。

社會缺乏給年經人向上流的機會是不爭的事實，令原本落後的人們追趕動力下降，進入放棄狀態，另外，貧富懸殊導致的機會不均、教育制度的落伍以至專上教育商業化、還有產業單一化等社會問題，都令「贏在起跑線上」的「信念」逐漸成形。

家長信以為真，子女信以為真，社會信以為真，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家長由出世已經逼迫子女，希望將起跑線提前，之後更要將「步速」維持，壓力也不斷堆疊，潛在的爆錶問題可以非常嚴重。其實，優勝劣敗，看重勝敗的話當然十分吃苦，然而，行行出狀元，跑道不只得一條，每個人的終點都不一樣、目標也不一樣。

如果堅持在同一條跑道上贏得所有人，只是「以有涯追無涯，殆矣」的虛妄幻想，如果能明白子女的興趣、能力，再引領他們跑對的路，甚至開創自己的跑道，這才是合乎邏輯的方法。當然你可能會暗笑：「世間有多點像你一樣的人就好了，我個仔就有人同佢墊底了。」那你繼續做命運的奴隸吧。

轉載自《新報》

（獨媒特約報導）城大變賣專上學院關注組昨早與城大校董會進行閉門會議，表達反對城大專上學院賣盤。關注組強調專上學院的營運模式相當成熟，而且畢業生人才輩出，反對校方賣盤和黑箱作業，影響一眾師生。校董會解釋並無打算出售專上學院，只是計劃與外國大學合作，將專上學院升格成私立大學。關注組認同校方願意對話，將繼續監察校方有否履行承諾。

校董會承諾不賣盤 師生待遇不變

早前有報章報導城大將專上學院變賣，引起學生不滿。是次會議為關注組首次與校董會會面，校董會主席胡曉明和城大專上學院管理議會主席周永成出席會議。關注組將超過五百人簽署的反對信交給胡曉明。城大學生會前會長李浩賢表示，校方在會上作出六點口頭承諾：

1. 不會動用城大專上學院的九億儲備，亦不將儲備用於其他學院
2. 城大永遠承認城大專上學院的學歷，而畢業生永遠都是城大的校友
3. 專上學院的課程不會改動，質素亦不會下降
4. 專上學院只是引入合作伙伴，並非出售
5. 專上學院副學士生升讀城大學位的政策不會改變
6. 落實合作伙伴之前，各位師生將被諮詢

圖：校董會胡曉明（左二）及周永成（左一）接見關注組。

口頭承諾存疑 關注組繼續監察

關注組在會後會見傳媒，表示對校方的口頭承諾持觀望態度。雖然胡曉明表示在落實計劃前會諮詢師生，但關注副學士大聯盟發言人譚樂基質疑師生是否有權否決。

立法會議員陳家洛於記者會上展出城大七月二日的信件，信中胡曉明表示最終要轉讓專上學院，可見校董會早有意此打算。陳家洛質疑校方的口頭承諾，認為專上學院九成師生都是合約制，縱使校方承諾教師待遇不變，但解約卻是非常容易。

圖：立法會議員陳家洛

關注組成員冼豪輝認為，校方是黑箱作業，學生只能透過第三方和報紙方得知專上學院變賣之事。有份參與會議的舊生Sophia表示，校董會以「嫁女」形容計劃，希望幫專上學院找戶「好人家」，但她認為「女兒」並無選擇權，副學士生有如二等位置。

關注組表示會密切監察計劃的發展，保持與校方聯絡，亦要求成立相關的諮詢委員會。他們表示會接觸教育局官員和向立法會申訴部申訴。

校董會黑箱作業有前科

關注組指責城大校董會黑箱作業，賣盤過程完全不透明，原來校董會亦非首次如此。前年，校董會突然決定取消城大所有自資課程學位，令正在就讀的副學士生減少升學機會。該決定同樣是欠缺透明和突如其來，所有師生皆蒙在鼓裡，令人嘩然。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於此時成立，並發起抗爭反對，最後校董會決定將計劃延遲兩年執行。關注組批評校董會沒有汲取該次教訓，兩年後仍然黑箱作業地賣出城大專上學院。

編輯：劉軒

各位同學仔，聽日放榜啦，你實會驚入唔到U，驚ive都唔收，驚要讀副學士……傻嘅，放榜之嘛，有咩大不了。

照吓鏡望吓自己，做咗十幾年人，你真係知自己想點咩？你問吓你個心，入大學，真係你嘅「夢想」？我唔會話讀大學唔重要，我只係想問你一句，你可唔可以畀一晚時間，問吓你自己想點。

喺香港地讀書，好似得一個目的，就係入大學。當社會上大部份人都諗緊同一樣嘢，呢樣嘢一定好恐怖。因為佢間接話畀你聽：「喂，細路，你唔好行差踏錯啊！」所以同性戀係錯，唔貪錢係錯，唔聰明係錯，連入唔到大學，都係錯。

你行出門口，就見到一街名師話你聽佢地幾勁幾勁，幾多個5**、幾多學生入三大；你番到學校，老師唔教你知識，反而教你操卷，你話你覺得悶，老師竟然話入到大學咪唔悶囉。於是你努力讀書，你唔追求知識，你追求成績。明明你爸爸媽媽好慳，但係一個月畀幾千蚊你去補習。明明你好唔鐘意讀書，但係你日日走去自修室死磨爛磨。

點解要咁病態，幾萬個學生要做同一件事啊？因為「入大學好重要」，重要到你根本唔知點解咁重要。我知，你會話而家大學生都搵唔到工，咁升唔到大學咪死得？喂我明喎，我點會唔明啫，我當年唔係咁諗，點會搏晒命考入大學啊？

但係我想問，而家點先，大家都搏晒命，係咪入唔到U就係垃圾？係咪入唔到U就等於晒咗十幾年？不如算啦，誠實一次吖，今晚你問問自己，你，係咪真係咁想做一個大學生？

呢個社會已經本末倒置咗好多年，聽日就係審判日，一晚吖，畀一晚自己，真正誠實一次。如果你諗清諗楚，你話你真係想讀大學嘅，咁你已經搏到盡啦，聽日係點，你都心甘命抵；如果你話，你根本唔想讀大學，你想做結他手，咁就算聽日科科抄晒咁又點啫。

係啊，我明啊，做人總要妥協，無得咁理想化。所以就算你唔知自己想讀咩，聽日放榜，你個分入到Engine，你都會去讀。因為你無得揀吖嘛。或者你全科都係4，你都會去讀副學士/Retake，你都唔會去玩結他。

你好似好自由，但其實你幾可有得揀？喺今晚，咩前途咩將來，咩都唔緊要啦。因為你未知道成績，仲未有人可以話你知「你應該點做」。今晚，一切都係未知數，你眼前得兩個選擇：「緊張」同「放鬆」。

其實成績嘅嘢，有幾可會畀驚喜你啫？你考完預自己攞3，唔通放榜會變5**咩。你可以考咩成績，你心中有數啦，期望運氣會帶嚟驚喜，講到尾咪又係幻想。

聽日就會有無數人爭住做你人生導師，教你之後條路點行，教你點樣變成有用嘅人。無所謂啦，聽日嘅事，聽日先算囉。反正九成九你都係跟住大家條舊路行，喺今晚，畀一夜自己，好瀟灑咁講一句：「挑，入唔到大學又唔會死嘅。」

十幾年嚟都無得揀，不過今晚，你可以選擇relax一次。嗱，今晚我要睇世界盃，DSE，你收皮啦！

【希望大家開心sha畀其他考生:)】
【千萬不要在instagram輸入 "jerry_sir"……】

原文刊於此

文：生

文憑試之後，我找了一份暑期工。
我並沒有介意工資有多少，或者工種是什麼，
反正文憑試成績都沒有，我沒有籌碼討價還價。
我當暑期工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我希望親身體驗這一句說話：
「當你出身打工，養家糊口，你就會明白，讀書是多麼幸福。」
我希望當暑期工的經驗，能成為我在大學自主學習的原動力。

我除了要當一般文員的工作，還肩負着建立公司網站的任務。
上班的第一個星期，的確有一種「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感覺。
但當你每天都是重覆幹着同一樣的東西，
朝九晚六，星期六朝九晚一，
然而兩個星期、三個星期、一個月…… 慢慢過去……
你開始覺得公司像一個籠，
而你不甘於被困在這裡。

直到幾天前，我發現原來被困的不只是身軀……

公司的小冊子裡，印有全公司同事的履歷表，
當中不少是副學士畢業。
這令我的心好過一點，因為副學士也不是像坊間說得那麼雞肋，
那最少也有份辦公室工作。
然而，資歷之下寫着這麼的一句：
「工作經驗：十三年」
之後，我翻到組織架構圖一頁，
一位只有二年經驗的學士，位於架構圖上的第四行，
而當了十三年同事，仍在架構圖的最底層。
重點來了，
你可以說他安穩的渡過了人生的十三年，
但當你想像到十三年都是當同樣的東西，
而你十分明白你將不會有任何晉升機會，
你可明白到，
這不是你甘於的生活。
因為你不只甘於你的身軀被困，
你更不甘於你的前途被困。

我思考到這裡，我終於親身體驗到，為何讀書是多麼幸福的事。
因為書中不只有黃金屋，
而是你的家庭、你的老師、你的朋友、
還有你的人生。
這回不是長輩的肺腑之言，
而是自己領悟到真諦了。

還有一件事，是真正體驗到的，
這是「終身學習」。
老闆認為懂寫網站的人，
什麼電腦奇難雜症都懂，
然而，很多我都不懂。
但為了工作，只有不停地學習。
你要知道，只要你一停步，
很多人都能超越你。
只有不斷裝備自己，
才能走在最前。

「公開試放榜的一天，
是很多人一生的分水嶺，
但同時也彷彿是一個忌日，
因為它埋葬了許多人的夢想和青春。」
這出自刺青雜誌的一篇投稿。

老師跟我們說過一句話：
「人生應該有夢」
社會會跟你強調：「應該」，
正如上述的故事。
但只要你仍是學生，你就有資格強調：「夢」。

到了今天，無需要惆悵而獨悲，因為一切已成定局。
我在此，只衷心希望，大家能堅持自己的初心，
不管前路是否迂迴，
只要你能貫徹始終，
你最終總能達成自己的夢！

應屆文憑試考生
生

原文刊於此

7月14日，又是一個放榜日。與其因傳媒效應或獵奇心態而迷戀明星放榜問題，香港人不如追問對我城更多生死尤關的議題：我們的大學學位那裡去了？香港政府資助學士學位學額，十多年來一直停留在18%（相對於適齡人口）的低水平，是項政策令一代又一代合乎資格、希望繼續在專攻學術之路的學生無法入讀本地大學資助學位，被逼推向入讀自資學士或副學士課程。而副學士的昂貴學費正正對在一學生生活環境造成沉重負擔，學債亦對畢業後的生活造成壓力。吳克儉與其風涼說話：「努力未必成功，放棄一定失敗」，不如反省一局之長何以低劣至將考生問題歸咎個人失敗，而缺乏檢討錯漏百出的教育制度的能力？

永遠的18%

現時香港只有18%的人能夠就讀由政府資助的大學學位，而每年符合政府所制訂的入讀大學資格的人卻遠比15000個資助學位多。若果一名學生能符合所謂的入學條件，就應該獲得入讀資助學位的機會。因此，政府應加大資助大學學位的學額，讓所有合符資格的人士都有同等機會選擇就讀與否。本港的大學入學率資助學士課程入學率只維持在約 18%，但在歐美國家，學生獲得資助學位的比率都超過5成，日本亦接近5成，即使只有三所大學的新加坡，升學率也有25%；台灣和南韓亦達到 94.4%和70%。在2013/14 年度，本港的教育經常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GDP)僅 3%，遠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OECD)平均值的 6.3%。本港的大學入學率亦遠遠落後於鄰近地區。非本地生現只限為本地生的兩成，當屬合理比例，但學位數量上，明明本地需求求過於供，當局卻置若罔聞，當屬人才培育的嚴重浪費！

群魔亂舞的副學士課程

董建華年代，他大年提倡香港的大專人口要在十年內達到六成以上，催生大量副學位課程。此方向下，不論是資助院校或是自資院校，均大量開創副學位課程，為學生提供資助學位以外的升學途徑。但此舉卻將教育轉化成可買可賣的商品化發展，沾污扭曲教育意義。這些自資院校以紛雜理由向學生收取高昂學費，形成了一種以高價出買教育的局面。但政府卻沒有就著自資院校的情況制訂合適的監管手法，放任院校不斷剝削學生，並間接造就大量認受性成疑及質素參差的課程。最近城大打升出售城大專業進修學院（CCCU），正正見到城大已然視教育為一盤生意，可隨意交收，學生升學衍接、學位認受、老師教職前景，完全非其關注議題。政府須要承擔其本應擔當的教育責任，不能將教育的責任外判！當局應按院校情況制定合適的監管機制以保障同學的權益外，亦應協助自資院校發展，以減輕院校於發展時所承擔的壓力與失控，令整個高等教育的境象重塑多元性。

副學士所為何事－－職業導向抑或學術為本？

副學位課程不斷開辦，亦造成另一重問題：職業導向性質的高級文憑課程(Higher Diploma)與學術知識為本的副學士(Associate Degree)課程定位混淆不清，對社會人才輸送有害無益。高級文憑課程本來旨在為學生提供較實戰性質的職業教育，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而副學位課程則本應較著重學術型的通識知識傳授，為學生提供公開試以外的途徑，奠下根基，升讀研究型大學學位。然而，隨著教育商品化的推進，院校不斷開辦不同的副學位課程並收取高昂的學費，但院校並未就高級文憑課程及副學士課程的定位作清晰區別，令兩類課程的定位漸漸模糊，亦令學生、社會無所適從，無從區分二者之別。院校開辦不同課程，應有明確及清晰的目的及方針，到底是不職業導向，抑或另類路線作學術追求，涵接大學。當局不能只開空頭支票，放任三流課程充斥市面，累及學子及香港社會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

本土研究生與本土研究缺乏的迷思

除了增加資助學士學位課程，修正副學士學位的爛攤子，當局亦必須從立即增加研究生課程學額，協助大學培訓本地研究人才，並控制非本地生的比例。目前大專院校傾斜國際化發展，只有英語論文及中國議題會獲計算在教授功勞之內。日積月累，院校政策幾乎斷送了所有本土研究，勒令教授勿作本地學術專攻之路，剦割大學為社會公共事務提供及產出知識的角色與能力。另外，加上本地議題研究撥款不足，院校及當局不重視本土學術人才的培養，未有提供足夠資源予本地學生繼續進修，促使研究生比例嚴重失調，間接令大專院校失卻為本地社會服務職責。早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期間， 教育界議員葉建源已曾指出，本地研究生的比例由 2008/09 學年佔總人數40.6%下跌至 2013/14 學年的 22.1%；相反，內地生的比例由 55.8%上升至 68%，本地生僅佔兩成。非本地生無異對院校發展及知識文化交流有重要影響，但本土院校培養本地人才，院校及當局卻是責無旁貸，必須作政策修改！

巨額學債 壓死學子

然而在香港，不論任何升學途徑，我們都面對一個共同問題：畢業後的欠債貸款。香港青年協會去年發表報告，指出修讀資助課程的大專生畢業後平均需償還近十三萬元，自資課程的貸款額更高達十九萬元，受訪的七百多名曾申請政府資助或貸款的全日制大專生中，只有一成半人非常有信心可按時償還，四成三人估計三十歲或之後才能清還貸款。當學生與政府只成了借貸人與放債人的關係，這套商業社會的營運模式若持續下去，必然會使教育商品化的問題漸趨嚴峻，亦令學子無法再一個需要變革與創新的城市中勇於創新，被逼在工作巨輪下蛇行，難以推動社會變革。

高昂學債對大專生的負擔及影響，只會扼殺年輕一代的活力及創意。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學生向政府申請貸款應付昂貴學費愈趨普遍，但政府對教育議題的輕視，令學債問題日益嚴重。教育不是福利，而是政府保障市民教育權利，從而維繫社會創意及活力的必然責任。增加教育資源從而提升教育水平及本地競爭力，是政府辦教育的必然之事，正視學債問題，政府無疑是責無旁貸。政府需正視教育議題，不要再讓百孔千瘡的教育政策繼續沉淪下去，令飽受巨額學債問題所煎熬的莘莘學子可以獲得適當的幫忙。

教育並非少數人或社會上的「精英」才有權享受，教育的本質當為將一個人從無知中解放，獲得求真與批判的能力，從追求學術中去追求自己應屬的社會道路。每個市民都不應囿於社會背景、經濟狀況，而折損其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吳克儉與梁振英與其作公關秀，我城市民與其迷戀社運中堅的成績，不如循其本，解決高等教育以至我城長遠發展的問題，停止年復一年以考試成績論成敗的表層討論。屆時，我城方可重光，有見希望。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四日

鄭國漢：

終於，收到鄭國漢你對嶺南人的回覆，一份經過多批同學、校友、教員奔走呼喚，才看到的一篇回覆。感謝你真誠地闡述你個人觀感，而我也可以藉這份回覆，同樣真心誠意地指出，當這個位子，你不夠資格。

不論對自由的認知，抑或是對大學的概念，都顯示你錯漏百出。你說：『始終深信，法治是香港社會的重要基石，倘若受到衝擊，後果不堪設想。』、『大學裡……就某個議題意見分歧，事屬尋常，大學也秉持「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予以充分的肯定。』。甚至還看似發揮關懷精神，提出協助：『如有需要，校董會主席和我都會為同學撰寫求情信。』

虐政何妨援律令

基於你每每將『嶺南人』一詞掛在口邊，我不會把這份失誤，當做你刻意為梁振英政權塗脂抹粉；而係真心相信，你根本不懂大學是甚麼。單是法治概念，你不懂Rule of Law（法治）和Rule by Law（依法而治）的分別；但偏偏一個自稱一校之長的人物，把一對POL（政治學）課程Law and Governance（法律與管治）開首就教的重要概念搞亂。

你讚賞同學們的熱誠、勇氣和毅力，『不惜押上自己的前途』，但卻無視公民抗命的本質和目的。抱歉，同學們押上自己前途的勇氣和熱誠，原來只能引起你形式的激賞，更令人倍感寒心。公民抗命不是玩雜耍，如果鄭國漢你要激賞勇氣，那麼格鬥場上、馬戲團中比比皆是，請不要抱着看戲的心態，高高在上地檢視同學們的勇氣。

若果你不能明白法治的本質，你也不會明白公民抗命的意義，你也只能像抽身看待同學的處境。同學公民抗命，在你眼中形同『衝擊法治』，正正是因為你錯誤理解法治只是Rule by Law（依法而治），只問遵守法律條文，卻不問立法機關是否由民主選舉、不問法律有否約束政府的所作所為、不問法律有沒有保障人權。若果從鄭國漢你這個角度，難道那怕是嚴刑峻法也要接受？

同學在衝擊法治嗎？不，他們在捍衛法治（Rule of Law），捍衛法律應有的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將公安惡法對集會自由的約束，和政制上的不公不義，明明確確地昭示出來。打擊、蠶食、摧毀法治的問題，不正是我們的立法機關繼續不是由全面普選所產生？不正是行政機關執法時橫行無忌？不正是司法機關獨立被抽水陰乾？同學正正是押上自己的前途，爭取法治精神得到貫徹。

大學的自由 貴在疾風知勁草

還記得你為求上任，當面對着數百名同學校友，面不紅耳不熱地擔保自己會做『自由守護神』。但可惜的是，原來自由一詞，依然只是淪為各說各話，你有你講、我有我講。『作為香港的博雅學府，嶺大格外注重培養學生慎思明辨的能力和尊重他人的態度，同時尊重所有學生、教職員、校友和社會人士的言論自由，也歡迎不同意見的人士理性討論，增進彼此的瞭解。』

聽上來，鄭國漢教授你海量汪涵，容讓大學不同發揮聲音，大家都暢所欲言，閒時切磋交流，互相砥礪。但學術自由不是大觀園中的吟風弄月、東唱西和，而是與社會不同群體的互動，特別是受到政府的強力影響，包括財政和權力上的掌控。當一個不民主的政府和其掌控的教資會，能夠對大專院校揸頸就命，掌握大學的財政資源；當一個不民主的政府首領所任命多數校董，只有少數校董成為教職員或學生代表，掌握大學取高的權力機構。我們能夠相信大學自由受到保障嗎？

我們的教職員和學生，皆有機會參與公民抗命，畢竟今次已有大學教員上台發言，有大學同學更是全盤投入組織工作，當建制發動輿論機器攻擊，你會挺身而出說不嗎？參與學生和教員的學籍和教籍會否受到影響？往後的研究工作會否被暗示中止？

我們不是寄望鄭國漢圈起欄柵無為而治，學術自由更不是安安樂樂玩煮飯仔，你有一句我有一言就算，而是挺身而出鞏固學術自由的基石不受侵害。若果你僅以沒有落井下石，就當完成捍衛學術自由的責任；對不起，你太兒戲，不知道『疾風知勁草』一句說話，對當下山雨欲來局勢的意義。

出手相助 而不是循例擺樣

感謝你真心的善意，父母官般的善意，但恐怕你的求情信，只會適得其反。你把支持演繹為『接觸被捕同學，瞭解他們需要，提供情緒輔導、法律諮詢轉介，透過電話及電郵與同事保持緊密聯繫，關注同學的情況』。但公民抗命的同學，僅僅能被視為犯事嗎？這些行政支援，相信和同學酒後鬧事後的安排，沒有甚麼分別。

但參與的同學不是無意犯錯，而是以犯規作為代價，反映現有制度的不公。若果沒有辨別酒後鬧事和公民抗命的分別，那麼校方所謂的支援只是按照程序，再照本宣科應對公眾。你眼中公民抗命的同學，仍然只是『犯錯』，而不是『犯規而就義』，因為除了規例上的遵從與否，你連價值和抗命目標上的肯定，講都不敢講，談都不敢談﹗

通篇回覆，甚至回溯到當政後以來的作風，你都以『嶺南人』『尊重情誼』等言詞，向同學、教職員、校友展示開明的形象，在給嶺南人的信中，也體恤職員們的努力，訴說『各有關部門的同事也主動加班工作』，我們深明職員們的付出。我自己作為被捕者，自從在黃竹坑警校釋放之後，就見到學生事務處職工恪盡職守，搜集最新資料，直到黃昏時份，令我感動不已。

但這種『真情式』作風，還是抹殺不了對大學之道的證明：對法治概念的體認、對大學自由的捍衛、對守望同仁的實踐、對公義的追慕、對抗命的釐清。這一切，你都沒有認知、沒有準備、不敢有看法；而這都不是運用中立程序處理得了，更不是訴說情意格調可以掩蓋得了。鄭教授，請你不要丟去嶺南大學一百二十五年的尊嚴；新政、五四、抗日、輾轉流離、復名大學，我們不是來和當權者鬧着玩，所以，也請你也不要把嶺南大學的名號，當做下巴輕輕的玩物。請你給我們聽好，我們是‧好‧認‧真‧的，也請你好自為之。

被捕人士、文研校友、前學生會組織者
鄭司律

其實，讀書叻，不代表將來好；讀書普通，甚至差，亦不代表將來困苦。這類說法已經說得太多，我覺得有點老套。

如果我有小孩子，我固然是想他成績優秀，運動健將，多才多藝，琴棋書畫樣樣皆精。的而且確，今時今日這個香港，若果成績不夠好，入不到大學，以後出來想做點甚麼，或許會較為困難。當然，我認為即使讀到大學，現在要做點甚麼，也是相當困難。

每個孩子有叻有蠢，我們要甚麼樣的孩子？你問我，雖然成績好讀書叻的孩子會討人歡喜，拿著七條A直升大學，家長感到非常自豪。這班稱為「狀元」的，我想請教各位，你們記得幾多個？那些有錢人，你們記得幾多個？但我記得某些為社會努力付出的年青人們，我記得黃之鋒周庭，我記得周永康岑敖暉，我卻記不起哪位是高中狀元的天之驕子，我問你每一年的狀元名字，你能告訴我其中三位嗎？

歷史是殘酷的，也是公允的，你個人的聰明智慧運用來賺錢養家討飯吃，你只會成為歷史洪流中的一點小沙；然而，當那些為社會努力付出，願意犧牲自己建設理想社會的人們，不管他們讀書好或讀書差，歷史將會記念他們，世人將會稱讚他們。

所以說，我認為，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他自身的能力，而是他有否用盡其能力貢獻社會，讓更多人被鼓勵，被照亮，得到幸福。基督說門徒要作鹽作光，基督徒的價值就在如此，而不是當個甚麼政協，發出醜惡諂媚的奴才叫聲。上帝給了我五千，我就用五千；給了我一千，我就用盡一千；用盡上天給我的才能，去建造更美好的社會，這才是我們更應支持的價值。

各位師奶各位老兄，不要問別人因為甚麼緣故得到甚麼成績，你問問自己有沒有盡心盡力去建設社會，還是一生為討飯吃救濟自己而出賣靈魂就夠了。

題為編輯所擬

（獨媒特約報導）中學文憑試放榜，各界關注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的成績，昨日（7月14日）中午他聯同學民發言人周庭，在城市大學交代成績。兩人均達最低入學門檻，周庭考獲22分，其中英文更摘下5*佳績，她表示考慮選修社會科學學科。黃之鋒的中文科口試和聆聽達5**，通識則有5級，但由於有部分科目正申請覆核，所以不便透露現時總分。他已獲城大專上學院公共行政及管理副學士取錄。兩人都認為參與社會運動不代表學業成績肯定比別人落後。

周庭喜獲22分 料順利升讀資助學士學位

周庭就讀嘉諾撒聖家書院，考獲22分，英文獲5*佳績，其餘5科均有4級。對於整體成績，她形容沒有驚喜亦沒有失望，滿意英文和數學的成績。她坦承不擅長數理科，但仍能有4級，表示是努力操練的成果。周庭稱心儀的院校和學科仍未落實，但會以自己的興趣為依歸，考慮修讀社會學、社會科學等學科。至於大學投入社運的氣氛，她表示並不是考慮的主要因素。

黃之鋒澄清沒被大學「有條件取錄」

黃之鋒表示成績達到「33222」的最低入學門檻，雖然在「死亡之卷」中文科只得4級，但其口試和聆聽達5**，通識則有5級。他強調全部科目均合格，但由於有部分科目正申請覆核，所以不便透露現時總分。對於自己文憑試的成績，他和父母都表示滿意和接受，雖然通識科考獲5級是「不過不失」，但為未能添上「*」而感到有點失望。

對於有傳媒指他獲中文大學「有條件取錄」，他澄清「從沒有收到任何大學的conditional offer或給予special offer」，只是早前談論政改問題時，與中大社會學系陳健民教授見過面。至於聯招選科排序，他表示為免令有關大學和學系承受壓力，不方便公開透露名單，只能說所選的全是社會科學類的學科。他亦不會刻意挑選校風開明的大學。

黃之鋒透露昨早於城市大學面試後，已獲城大專上學院公共行政及管理副社會科學學士取錄。他知道城大有意轉售專上學院，但表示不太擔心，因為校方已澄清目前的畢業證書仍是城大頒發。他指報讀城大副學士課程是老師的提議，他不打算再報讀其他院校的副學士課程。

另外，他說無意往海外升學，因為喜歡住在香港，而且政改還有一年時間，他會繼續與學民思潮的成員推動政改、公民提名和公民抗命。

參與社運無礙學業

當被問到參與社會運動會否影響其學業時，黃之鋒形容社運就如一般中學生參與學生會和田徑等課外活動，只是自己選擇的「課外活動」較冷門而已，並表明「不參與社會運動亦不見得成績會突飛猛進」。他又透露學民思潮裡有成員通識科考獲5**，另外有一位義工考獲最佳成績，分別有5科5*、2科5和1科4。

周庭認為參與社運和學業成績不能相提並論，而且兩者並沒有衝突，主要視乎時間分配，她指自己花在社運和讀書的時間通常是五五比至六四比不等。她強調自己寧可「犧牲休息、玩樂的時間，亦不會犧牲學業時間」。她指社運經驗令她更成熟，又認為「即使狀元都可以有政治立場，最重要是將學到的知識回饋社會，爭取一個公義和人人平等的社會」。她表示入讀大學後仍會繼續留在學民思潮和參與社運。但黃之鋒和周庭都表示沒打算在將來參政或組織政黨。

編輯：劉軒

圖：招生日橫額。

（獨媒特約報導）昨天（7月14日）是第3屆中學文憑試（DSE）放榜日，早上9時30分已有應屆考生和家長到達城市大學，報讀其轄下提供自資副學位的城大專上學院（CCCU）。獨媒記者訪問報讀的學生和家長，發現當中有不少人未聞城大有意出售CCCU的傳聞，他們普遍對事件表示憂慮，稱影響他們對城大的印象。

現場所見，CCCU並未就賣盤事件作出任何告示，只有在招生日橫額上列出3點：「副學士學位由香港城市大學直接頒授、學費於就讀期間維持不變、可享用九龍塘本部或德福分部的園內設施和服務」，似是低調回應上星期有關賣盤的傳聞，希望釋除有意報讀的學生與家長的疑慮，保住報讀人數。

圖：有關CCCU賣盤的消息，只能在圖書館旁的民主牆上找到。

圖：民主牆上，城大各學生團體反對CCCU賣盤的聲明。

考生：需再考慮是否報讀

香同學是本屆文憑試考生，她稱原先不知道CCCU賣盤一事，在城大校門替人做問卷調查時才得悉此事。她批評CCCU沒有就賣盤事宜向外公布的做法有點過份，直言「印象差了」，不會再把CCCU作為她的第一志願。她又擔心接手院校的認受性不及城大，因而降低成功銜接本地大學的比率。

邱同學是另一位考生，她稱老師得悉她有意報讀CCCU的副學士課程，便跟她提及賣盤事件，囑咐她報讀前要再三思。邱同學表示由於不太清楚詳情，仍感到有點不安。目前，她已收到該校應用中文副文學士的有條件取錄，但現在會再觀察和考慮其他提供副學士課程的院校，直至7月18日交留位費當天再下決定。

圖：眾多考生填寫報名表格和閱讀課程資料。

家長批評缺乏透明度 剝奪知情權

湯女士的長子是應屆考生，她不知道城大有意出售CCCU的傳聞，報名處亦沒有公布有關消息，只有張貼填寫報名表的指示。被問及假如她兒子入讀CCCU後，校方在中途轉讓予另一辦學機構時，會否擔心兒子的利益受損，湯女士笑言是她的利益受損。她指副學士學費不菲，但只要兒子有心讀書，想將來銜接大學，身為家長不會吝嗇荷包。假如學校轉讓成事，她指除了對在學的學生不公平外，更重要的是她認為城大身為辦學機構，竟然缺乏透明度是說不過去。

邱先生陪伴妹妹前往城大報讀副學士課程，他表示不清楚CCCU賣盤一事，關心校權易手後，妹妹會不適應教學模式的轉變及學歷認可等問題。

編輯：劉軒

教育局在網頁文章中指稱廣東話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方言」，引起社會關注政府是否有意貶抑廣東話的地位，作為大陸同化香港的重要一步。共同語和方言，是其中一種語言的分類方法，而這種分類，可說是政治性的。每種語言本身都有地方基礎，都是地方語言，都是「方言」。而令語言脫離「方言」變成「共同語」的，不是語言本身，而是政治因素，簡單點來說就是由政權指定。所以誰是方言，誰是共同語，本質上就是政治問題，不是語言問題。雖然教育局其後迅速道歉並收回文章，但實際上，當局已推動「普教中」多年，參與的學校也日漸增多，情況值得我們關注。

華文世界統一使用現代白話文，實有必要，否則華人世界之出版物不能互通，將導致文化的割裂和斷層，對學界亦有大害。但在於語言，則大可不必，香港文憑試的中文科口試目前主要還是以廣東考核，但按現在官方將廣東話視為「不是法定語言的方言」，將普通話視為「正統」，全力推行「普教中」的姿態，若長此下去，相信連口試也變成以普通話考核，廣東話再無用武之地之日實不遠矣。語言的主要功能是日常溝通，廣東話作為大部分香港人的母語以及日常溝通的語言，以廣東話教授中國語文，實在是理所當然的。語文學習，當中包含很大邏輯概念和文化概念的理解，這對大部分學生來說，實在不是一件易事。即使不論廣東話之源遠流長保留古音較多等優勢，以母語教授中國語文科，也絕對是最有利於學生理解中國語文科內容的做法。

以普通話教中文科，實際上就是在一科教授母語語文的科目中，要教師以非母語教授，要學生以非母語理解，是為了學一種新語言而犧牲語文學習，不利表達，障礙理解，更製造「普通話才是正規中文」的錯覺，壓縮廣東話的生存空間。常有論指普通語教中文有利學習語體文，則屬無稽，普通話與語體文賓際上是兩回事，當你仔細聽人說的普通話口語，那跟真正流暢簡煉的語體文，根本是全然不同的。若果以為以普通話教中文就能糾正學生以廣東話口語入文的問題，那其實只會引來學生以普通話口語入文的同樣問題。若社會認為有需要加強對學生的普通話訓練，合理的做法應該是增加普通話課的節數，而不是犧牲中國語文科的學習強推普教中。

普教中在香港已推行多年，不少學校的中文科都已經轉為以普通話授課。學校推行普教中的原因，一般都是指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能使學生更好地學習中 文。然而，就連教育局也承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

普教中為何無助甚至有礙學生學好中文，嶺南大學中文系的陳雲教授早前已在〈普教中有什麼可以學的？〉一文從普通話和廣東話兩種語言本身特性的角度詳細說明。而本文則希望從教與學的角度，分析普教中會帶來甚麼問題。

現時，中學中國語文科的內容相當艱深，除了基本的語文理解和表達外，更要求學生對中國文化、中國文學等有一定的認識和體會。尤其在新學制下，所有高中 學生均需應考程度相當高的文憑試，而文憑試中文科各卷對於學生的思維能力、文化知識、學養根底的要求，均遠遠高於舊制會考，學生要有效掌握中文科的要求， 達到相當的水平，本來已經十分不容易。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實際上就是要教師以他們不熟悉的語言教授，學生以他們不熟悉的語言聽講，大大障礙了師生的表達 和理解，對中文科的教學效能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教學語言，是會大大影響教學成效的。教授本身已不容易表達和理解的內容，最有效的語言，必定是教師和學生的母語。現時即使是在普遍被認為水平較高的英文中學裡，不少教師依然會在課堂中「偷雞」使用粵語講課，以助學生理解學科的內容，可見在事實上，母語才是最有效的教學語言。香港的中學教育是普及教育， 學生的語言能力差距極大，強迫語言能力不強學生以非母語去學習中文科，實際上是在摧毀他們考好中文科的希望、扼殺他們對中文科的興趣，禍及一代香港人的語文水平、有礙於中國文化的承傳。

有不少人認為，普教中能使學生在學習中國語文的同時，多聽多說普通話，提升學生的普通話水平，是一舉兩得。多學一種語言，對學生來說，並不是一件壞事。可是，普教中帶來的語言障礙，卻加深了學生理解中文科老師講課的難度，使學生錯失不少透過中文科課堂改善中文能力的機會，大大降低中文科的教學成效。 在現今的社會，學好普通話，的確會使學生在語言上有一定的優勢。可是，在決定中文科的教學語言此一議題上，政府和學校卻萬萬不應本末倒置，將「學好普通話」置於「學好中文」之上。要訓練學生的普通話能力，絕不應以犧牲中文科學習作為代價。

我輩自小聽以粵語教授的中文課，中文何曾比不上自小接受普教中的新一代？若普教中如此有優勢，何解新一代中文水平每況愈下？歸根究底，力推普教中，還是政治目的大於語文學習，大於文化承傳。莘莘學子，從來都只是犧牲品。

*載於彭志銘、鄭政恆編：《香港粵語頂硬上》（次文化堂，2014年）

於前日（7月19日）的《大公報》中，刊登了一篇前香港浸會大學校長吳清輝的專訪。當中吳清輝除重覆中共和政府的口徑，污名化公民抗命的行動外，又點名指責學聯和浸大學生會，稱「現在的學聯，大約有十幾人幹事吧。他們把持了各校學生會，就如浸大，學生會沒什麼做，學生也不大關注，結果幾個人被選出來就可以主張這樣主張那樣了。」

堂堂一位大學校長（吳清輝現時仍為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校長），公開批評為追求公義、爭取民主的學生運動，彷彿已完全忘記大學二字之本義，更無謂多提本校校訓「篤信力行」了吧。

大學之道，本就在於「修齊治平」。學生胸懷理想，關心社會，改革政治，是份內之事。「士在於道」，所謂的「道」，除了指學術上的真理外，更重要是明理向善，作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香港現時這個不公不義，民不聊生的社會中，學生不平即鳴，以抗命的行徑對抗極權政府，正是確確切切地實踐大學生的責任。反之，吳清輝這位大學校長，有中共面前尤如一隻應聲蟲，在主人的肚中重覆主人的說話，其姿態只能用可笑來形容。

但更為可笑的是，吳清輝舉出浸大學生會為例，指學生會「沒甚麼做」，同學都「不大關注」，意思就是說學生會認受性不足，不受同學認可，只是受少數人操控。身為學生會幹事，筆者當然明白現時院校學生會面臨各種困境，包括同學對學生會關注程度不足，投票率偏低等等問題。對此情況，我們當然要反思及加以改進。但身為前任立法會議員、香港浸會大學校長、現任港區人大代表、聯合國際學院校長（UIC）的吳清輝，卻有何資格批評學生？

翻查資料，吳清輝先生於1998年當選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組別議員時，他的得票是530票、於同年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區代表，得票是1073票、於2000年經過校董會校長遴選成為浸大校長時，得票是13票，而於2010年卸任浸大校長轉職為UIC校長時，更被揭發是於校董會內「自己提名自己」，「內定」成為校長。反觀浸大學生會，單單今屆學生會幹事會所得到的信任票數，已是1527票，比吳清輝成為上述任何一項公職的得票為多。更不用說在學界公投中，投票支持各院校學生會在政改運動中爭取公民提名的有超過一萬位同學。試問吳清輝在質疑學生會認受性不足的同時，有否同時反思自己有甚麼資格擔任多項公職、甚至代表香港市民？試問身為小圈子選舉中產生出來的議員、校長、港區代表，有甚麼資格批評學生？

浸大學生會與其他院校學生會一樣，每屆均會舉辦周年大選，選出新一屆幹事會、編委會、評議會的成員，投票率縱然徘徊在偏低水平，但始終合乎程序公義：欲參選學生會的同學首先需要經過「公民提名」，由一定數量學生會會員提名成為候選人，然後經過宣傳、諮詢大會後進行一人一票的選舉，選票經核實後便由票數較高者成為新一屆學生會成員，而即使成為學生會幹事會、編委會成員後，上任後仍需繼續受到評議會監管，定時提交工作及財政報告等。而若果同學覺得學生會行為嚴重違反承諾或同學意願時，亦可以發動全民投票罷免學生會成員。當年的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陳一諤正是因他對六四的言論而最終被全民投票所罷免的。

相比於學生會，大學校長作為大學的首席教學及行政主管人，其作為直接地影響大學各個層面，其權力比學生會大上不只千萬倍，而且浸大是政府資助院校之一，資金來源大部分來自公帑，其遴選過程理應受到更公開、嚴謹的監察，但事實卻恰恰相反。以吳清輝成為浸大校長為例，當時校長遴選的過程便極為黑暗，由校董會成員一手包辦：校董會成立遴選委員會搜羅校長人選，定立遴選原則，篩選出四人入圍最後階段，校董會最後以十三票支持，四票反對，吳清輝便順利成為浸大校長。在遴選過程中，當時的學生會一直去信校方要求公開候選人資料，但校方卻以事涉機密為由拒絕告知，到校董會拍板之際，才舉辦學生諮詢大會「與師生見面」。整個過程比特首選舉更加黑廂作業，學生作為大學中最重要的持份者，在校長遴選中的參與程度，近乎於零。吳清輝做了九年浸大校長，到2010年再次進行校長遴選，其情況亦相近，只是這次人名換了做陳新滋。

基本上，校長遴選的過程，就是由校董會全權控制的。而現在浸大的校董會是怎樣組成的呢？簡而言之，《香港浸會大學條例》中規定，浸大的校董會由三十四人組成，其中一人是學生代表，另外十五人是校長、院長、教職員代表等，而最後十八人，是行政長官委任的。沒錯，即是過半數。而現在香港的行政長官，是梁振英。

當然，同學可能認為一個「愛國愛港」的終極「梁粉」擔任浸大校長，也不是一件甚麼大事，大學應該是「政治中立」的嘛。而我們的上任校長，亦即是極度親中的吳清輝，就是一個例子。當年吳清輝上任時，當然也曾承諾「不會令浸大淪為左派大學」、「浸大不是校長想做甚麼就做甚麼」，而結果就是吳清輝任內未經同學諮詢與北京師範大學聯合在珠海成立UIC（後來自己同時成為UIC創校校長），又一手推動成立當代中國研究所，後來便是這研究所，出了一份「中國模式國民教育手冊」，形容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到今日仍然身任UIC校長一職的吳清輝又聲稱大學校方應該「明確表示不認同學生違法行為」。校長對大學政治立場有沒有影響？一目了然。如果同學覺得政治離自己太遠，無需太關心的話，也可以看看吳清輝多年來的「政績」：推行新薪酬制度削減員工工資、向教職員開刀，引發「六君子事件」、被揭發員工減薪自己卻獲加薪、宿舍亂政令學生紮營抗議、開辦聯合國際學院年年虧蝕、未經諮詢推行視覺藝術學院及傳理學院合併、到退任浸大校長職務前，還涉嫌「自薦」成為UIC校長，年享二百萬薪金。這樣的人，有資格成為浸大校長嗎？

校長的任命，所影響遠不是硬性的大學學術成就、地位、籌款數字等等，而是實在地影響教職員、學生所身處的教學環境和空間，更影響到同學對學校的感情、歸屬感。很多已畢業的浸大校友，回想起自己的母校，以及當年的校長，便很自然地說出：「浸大？咪一間紅底大學囉」。到今天，陳新滋雖然在各種表態上沒有吳清輝般親中，但同學對浸大的歸屬感始終不高。試設想，浸大下一任校長如果在佔中同學被捕時發表聲明支持學生、如果校長願意開放更多校園空間給同學自由活動、如果校長不會打壓同學在校園發表意見，你對浸大的感情，會不會提升一點點呢？

吳清輝在《大公報》的專訪中，還提及學聯、學生會等學生組織被捧為「英雄」。其實，沒有人希望當英雄的。大學生遠比他所想像的成熟、理智，我與其他同學參與各類型的抗爭行動時，都很清楚自己將要為此付出的代價，而這代價絕非輕易，甚至可能要留案底，影響一生前途。但我們決定參與，是因為知道，改變不會一朝達成，而如果沒有人願意付出，改變永遠都不會降臨。問題不過在於，你希望自己為別人付出，還是別人為自己犧牲？正正就是吳清輝這種小圈子選舉中的既得利益者、不公義制度中的特權階級，才逼使年輕人以至老年人都要在這時刻走上抗爭一途。2014年還剩下不足半年，在這幾個月時光中，人大將會決議為特首選舉設立框架，而浸大的遴選委員會將會啟動程序，篩選校長人選。而這刻，你願意付出，去換取一個更好的香港、更好的浸大嗎？

原文見此。

我是副學士，又如何？

「副學士」這三字，一直都被廣泛人傳繹為學士的副產品，成績未如理想讀大學便讀住副學士先，當然最後的結果只有升到或升不到大學。

感謝學民成員提起副學士這三個字，讓香港人重新留意它的存在，再次留意副學士學生的狀況。

很可惜，換來的只是一段又一段令我痛心的文章，說來說去又是什麼副學士畢業生未夠競爭力，比人話廢，甚至內地報章鼓勵內地人來香港讀副學士，加強香港副學士學生競爭力，這是什麼歪理？他們不斷批評副學士，難道我想考得差去讀嗎？

曾經或現在是副學士的你，你的副學士故事是怎樣？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你的副學士回憶，一人一副學士，你是值得懷念的。

我是副學士。

我深信每個人在副學士的日子也許各有不同，但經驗告訴我，我身邊的朋友，他們其實都是有理想、夢想的一批青年人，有著自己方向及計劃，只是因為放榜成績稍遜，而要選擇副學士這條路。但是，副學士的時間沒有磨平他們的意志，反而更加投入學業，希望能夠如願升上大學。

我是副學士。

沒有因為只顧學習而忽略社會，繼續參與社會運動，關心我們的城邦；前往內地山區做義教，亦是我一個轉捩點。若然你們說副學士的學生只顧學業而升大學，你們便錯了。

我是副學士。

若果你們曾經以為讀副學士的人是次一等，都是考試的犧牲品，只是在hea兩年的話，請你收起這些假設。我在副學士兩年生涯，珍惜這個機會，我得到了從來未曾有過的良好成績，也許奪A在一般人心目中不甚了了，但試想我小學至中學也未曾拿過一個A，你會是怎樣的感覺和滋味呢？在副學士讓我找到方向，讓我更加堅定自己的選擇，到今天從事的工作，也是在副學士兩年的磨練。

也許近年副學士的亂局，給人印象政府到今天依舊沒有好好管理，導致許多副學士的同學感覺自己的出路出現問號及困惑。但不能抹殺一個事實，副學士的我們，跟讀學士的他們，沒有任何分別，甚至比一些已經讀學士的人更加用心去追夢。

我想告訴你們，副學士的我們也有權去追夢，我們不介意走的路比其他人長，不介意花多一點時間。現在驀然回首，兩年在我們漫長的人生中，根本只是一個逗號，一個過渡，但這個過渡卻對我們無比的重要。

我會大膽高聲說：「我是副學士，又如何？」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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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與深圳市政府合辦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以加強培訓港大醫學生及促進科研發展。近日，明報報導指出，深圳市政府承諾資助該院首五年經營開支，但由二零一二年起至二零一三年終，港大已墊支達一點七億元，預計本年須再墊支一點五億元。根據校務委員會於四月委託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所作之顧問報告，醫院或至二零二三年仍入不敷支，但深圳市副市長吳以環不但表明要待醫院收支平衡才還款，更向港大額外提出五項要求（編按：五項要求為「港大職員應為醫院提供每天24小時的服務；一些港大醫生應常駐醫院；應在醫院內提供更良好溝通；盡快設立5項卓越學科領域；盡快發展國際醫學中心。」來源自《明報》報導。），實在於理不合。

港大是次為醫院墊支，涉及金額龐大，且事發已久，但校方從未就此交代。校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亦於會議開始前不足二十四小時才取得顧問報告。校方通知學生代表倉促，使其未能仔細審閱報告。雖然校務委員會須遵守保密協議，惟事關重大，本會認為校方應發放相關資訊，讓學生得悉此事。

就此事本會要求如下：

一、本會要求校方公開與深圳當局之協議，包括與財政相關之項目， 如營運模式、承擔開支的責任和未來發展的規模及方向。同時，校方應儘快交代醫院現時之收支及虧蝕情況，並於日後主動發佈事態進展，提升透明度。

二、本會促請校方儘快與深圳市政府商討及制定還款時間表，並向師生交代。本會認為無論醫院於未來數年收支平衡與否，深圳市政府均有責任儘快還清港大為醫院墊支的款項，並於財政以及政策上按協議繼續支持醫院發展。

於深圳成立教學醫院本意為紓解瑪麗醫院教學資源壓力，並讓學生接觸更多病例。然而，如今醫院財政安排失當，難免令人憂慮。本會希望校方能妥善處理財政問題，確保雙方履行協議，令醫院持續發展，以臻原旨。

香港大學學生會醫學會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我在讀中六七時是修理科的，這兩年的學習生活令我明白到：預科修理科不一定會令你背誦的份量比修文科的少；但一定會令你做多很多的實驗。記得在中六的某一天，我們一班在午飯需要進行一個很煩人的化學實驗，詳情不太記得了，只隱約記得這個實驗需要你一邊定晴看著試管內的液體，一邊慢慢加入另一種液體，直到液體變色為止。因為我們需要利用加入的份量去計算，大家都非常小心的慢慢加，實驗一做，就用了兩個小時。

老實說，定晴看著同一個物件兩小時是很累人的，更不要說接著還要即時計算，在半小時內寫好實驗報告給老師。還記得那日做完那個實驗，我帶著目光呆滯、雙眼反白的面容返去教會的小組。當時的小組組長是一位女孩子，她一看到我的面容立時表示關懷，把零食給我說：「食左會好D架。」我當時認真無精神無胃口，我婉拒她：「唔洗啦，我坐一陣就好D架啦。」這個你推我讓過持續了三個來回，最後我講：「不如開始先啦，費時大家等啦。」話未說完，她立時聲淚俱下指著我說：「你拒絕我的關心！」接著當然我要低聲下氣打圓場，認一千萬個錯。

直到今時今日，我對這件事仍然記憶猶新。

這個經驗的特別之處是在於我當時生平第一次體會到：「關顧」是可以很暴力的。

暴力之處在於不論當時我作為被關顧者的實際需要與那位女組長即關顧者所提供的關顧方式有多大的偏離，我唔接受她的關顧，就算不是錯都算是不懂做人了。事實上，作為一個普通教會的小組組長本身其實不需太認真，問題是聽說她早我兩年做了社工。

那有甚麼問題? 在眾多的服務中，每天不知有多少服務使用者/案主因為拒絕社工的關顧，而很快「被論述」為「難做的案主」又或是「低動機的案主」，而最恐怖的是，這種「論述」甚至是「診斷」或「評估」，服務使用者/案主是完全無力反駁，完全沒有空間平反。在我的工作經驗中，我甚少看到有同事會有這種覺察，某程度上，作為同事，都很難有合適的空間去提出上述的狀況。更多時候，「難做」或「低動機」是轉眼間就扣上了工作員無法順利與其建立關係的案主。這種論述給予了工作員一個很強大的理由去「唔跟」或「唔跟著」該些案主，那怕案主本身的需要是何其急切。

我相信選擇得做社工，甚至是所有作人本工作的人，本身其實未必想有上述的恐怖現象，無人唔想幫助有需要的人；但為何這種現象偏偏重重複複地出現呢?

因為「想幫人」，主角未必是被關顧者，更多時間在工作員都未必察覺到的心態係—關顧者才是主角。正正因為關顧者是主角，不領情的被關顧者就不是「我順利幫到人」的劇情主線，甚至是破壞了關顧者是主角的角色定位，這條支線註定被輕視，再而被刪去。因為關顧者是主角，所以關顧者的感受、成功感及存在感才是最需要重視，而被關顧者這些襯托關顧者的配角本身的主體感受和需要，就變得比較次要。

坦白講，小弟的工作經驗很淺而且相當狹窄，基本上都是集中在青少年外展的工作。我的經驗是：當工作員面對令他們自我成功感偏低的案主，很少會反思一些基本問題，例如很簡單的是我的關顧方式是否切合目前案主的需要呢? 反之而言，千方百計去講述這班案主已經沒有需要，直到有大事件發生，無可避免地要承認這班案主有跟進需要時，才論述案主們為「難做」及「低動機」，再總結一句：做唔到。可能你會問：那他們是做甚麼工作，其實唔難，將時間給予可以令他們有成功感的案主就可以了。因為社工有「問題斷定」的權力，要解釋自己的工作，其實唔難。

真心，在我第一次實習的時間，面對一件對我而言很難建立關係的青少年們，不多不少在心底都想送個「難做」或「低動機」的名予青少年們，這樣我的工作必然會輕鬆很多，因為外展，唔做邊個青少年，邊個知呀? 但幸好我有文首提及的女組長事件的經驗，令我明白到，既然我係返工，而工作內容是服務這班青少年，主角當然是這班青少年，我的感受尊嚴等，其實可以放低一點。

所以在此與有上述狀況的同工說聲：「請你好好放低。」語帶雙關，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