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六，從新聞中看到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出席中學校慶時，無視學生訴求，拒絕下車接信，還被拍到在車內只顧低頭把玩手機，又不時望手表。筆者的第一個反應都幾諷刺：香港學生真的要好好再「教育」一下這個教育局局長。
據報，事件擾攘近個半小時，吳克儉終在警方協助下離去。那天，面對群眾，吳局長就坐在車內低頭看電話，似乎對身邊發生的事無動於衷。根據他事後解釋，他是處理公務。然而，整整90分鐘的時間是全用來處理公務嗎？如果是的話，那麼，局長的工作效率也着實太低了。
至於，那為甚麼他不下車親自接過學生的請願信？那需要多少時間？只要他肯接信，事情絕不需要擾攘一個半小時的。他是否似乎秉承了局長「奶媽」林鄭月娥的教誨，不飲鉛水，不接請願信，不向刁民屈服，避免與暴民接觸？還是他怕一踏足公共領域，一班學生公民就仿如幾年前的「學民思潮」黃之鋒等，再請他吃「誠實豆沙包」，令他難堪？
如是前者的話，則政府已直接間接承認官員與市民為敵，政府是不可以向敵人屈服的，所以不能夠下車接信。如果是後者的話，則又直接間接暴露了一班高官是如何懼怕市民。局長你怕甚麼？學生若對你動一根毫毛，必遭社會各界的讉責，但若你不接受學生的請願信，則反過來受到社會的訨責，因為你身為局長，不接學生的信，是自絕與學生溝通的機會，那麼，貴為掌管教育政策的最高級官員，如何再在另一些場合，高調說如何如何關愛學生，推出的政策和措拖怎樣為了學生的身心發展？你眼前不是有一班叫得聲嘶力竭的學生在呼喚你現身接信嗎？
翌日，他出席另一個活動時，終於說出了他的理據，他認為學生攔在車前面，圍着他的車子，是衝擊，是激進，「稱擔心校園政治化，學生會被人影響和利用，將衝擊干擾秩序行為常態化。」《明報》(2016年3月21日)儘管這是權力階級應付持相反意見的人的一貫技倆。
可是，教育局長一職不是一般的問責高官，而是身負社會作育英才的重責，公眾期望擔任此職的人對教育必然有一番抱負，制定政策時要情理兼備，不可以只服從政治理念或意識形態。此事上，就算學生真的受人利用，他也要下車接過請願信，然後表示收到學生的訴求，會再檢討現行政策云云。這不是「公關騷」，而是真正的教育家風範，這樣做才可以為莘莘學子樹立榜樣，「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些概念，對於只懂欣賞櫻花的人也許是太深懊了。
還有，他在上午出席畢業禮後，坐在車上可能憋了一肚子氣，吳其後在另一活動上表示，「社會一有問題即歸咎香港教育制度差，他對此『深深不忿』、『好唔順氣』。」《蘋果日報》(2016年3月20日)事後又把低頭看手機事件歸咎於社會人士「欲加之罪」。首先，當社會有問題出現時，全世界都必然把矛頭指向教育(廣義來說，是指向政府)，而首當其衝的必然是教育局長或一眾局長，這是正常不過的做法，因為政府掌握最多的公共資源，正如局長你一樣，「怕熱不要進廚房」，當你每月坐食俸祿三十萬時，有些事情是否要好好反省一下，而不是說「不順氣」，「深深不忿」等賭氣說話。局長，這些話不如在夜闌人靜向星空訴說，或是乾脆辭職不幹，好騰空位置，讓能者居之。這是權責問題，權力越大，責任便越大。
其次，正當社會瀰漫負面情緒時，尤其是青少年面對壓力不知如何自處時，吳局長是否應該身先士卒，向社會大眾發放「正能量」，而不是在公眾場合發晦氣，指責別人不體諒教育界的同工(其實社會大眾是體諒老師，但不體諒制度)，他看事物如此負面，如何叫教育界直面青少年問題呢？第三，就是他本人的問題了。他越是為自己的行為辯解，越是擺出一副理直氣壯，或深受委屈的樣子，只會使人益發覺得吳局長沒有認真檢討當下香港社會如何有意無意間，逼迫青年人走向絕境，而是動輒介意以別人對自己所做的事作評價。
在此呼籲教育局局長再接受「教育」，學習如何與青年人相處，如何處理權力和責任等議題。此說也適用於身在教育界而只重視一己名聲，個人利益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