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忙得很，本想暫時休息一下，不過今日回家看見那些家長在立法會的發言，忍不住要寫點感言。

今日在立法會是為著終審法院就W小姐的判決，政府要修改法例而作出咨詢，那群家長卻將同性婚姻、跨性別人士混為一談，更將一些謬誤放大，如男性可入女廁、青少年會對自己的性別產生疑惑等等，以圖恐嚇公眾，甚至將其妖魔化，這樣只會令一些性小眾更加邊緣化。這真是作為父母應有的態度嗎？

當中有些言論，更加令人啼笑皆非。有家長指責周一嶽積極參與同志平權運動，會導致同志擁有特權。真奇怪，周一嶽是平機會主席，平機會主要的職責，是致力幫助一些處於弱勢的小眾，使他們得到和其他人一樣的待遇。他不為同志發聲，難道要他為我們已結婚、有子女的人去爭取嗎？我也想不通有甚麼可爭取！一個在其位、盡其責的官員，反而要受譴責，這是甚麼羅輯？以她的推斷，殘疾歧視條例會令到傷殘人士擁有特權，性別歧視條例會令至懷孕的媽咪擁有特權，種族歧視條例會令有色人士擁有特權。噢！多麼可怕的歪理！

另一位家長更幾乎講到淚流滿面，一時懷胎十月很辛苦，一時又切膚之痛，更搬出身體髮膚、受諸父母的為孝之道來試圖動之以情。對不起，我一點感動都沒有，只感到十分可憐，我說的，是她的子女。其實每個子女出生後，已是一個獨立的個體，父母的責任，只是供給他們生活所須，供書教學，與及做人的正確的價值觀，你可視性取向為價值觀，但當子女的性取向與別人不同時，他/她不是須要你聲淚俱下地訴說做父母有多偉大，他/她最須要的，是接納，這才是父母的愛，你懂嗎？

筆者有4個子女，最大的也不過12歲，他們的性取向是否與別不同，當然還未知，若他日他們成為性小眾，我要學的，不是試圖改變他們、責罵他們，而是讓他們感受到，無論怎樣，我也必定與他們同行，因為他們是我倆夫婦的至愛，而不是我們的附庸！

本文謹代表個人立場。

普教中，不單是學習上的問題，請大家看一看西藏，他們受到中共的入侵，不單是屠殺那般簡單，是一種文化的入侵，眾所周知，西藏人是寫藏文講藏文，他們長年以來的知識﹣佛經都是以藏文書寫，佛經紀錄著代表西藏人的身分認同，達賴之文化之傳，簡單一句若果藏人不懂藏文的話他們文化便會失去。共產黨就看準了這一點，利誘某部西藏人，在當地推行教普通話就有大量資助，教藏語就沒有資助。變相許多人趨向只教普通話，令到藏文文化慢慢陰乾。

近年有不少藏憎走出來街頭自焚，目的是為抗議中共的暴政，達賴流亡。中共便把大量漢人輸入西藏，這些漢人掌握了許多西藏的經濟命脈，而且藏人失去佛教的精神支柱，便依附金錢。藏人生活需要向那些漢人資本取得生活所需，或金錢，他們便需要用普通話去溝通，藏語在當的的價值變得只有學習佛法，心靈上的生活。聰明的共產黨連這一點也看透了，所以一面在消滅藏文的價值另一方面將原本不存在於西藏資本主義享樂東西傳入西藏，高鐵、網吧、卡拉OK等等，令西藏民族對於佛法的追求變為一般 MK仔 無異的人，令藏人失去特色。他們去到這些娛樂場所不得用普通話，電腦的輸入法也需要普通話，這些娛樂場所也是漢人的資本，當然也需要說普通話。「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要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先消滅承載它的語言；要消滅這種語言，首先先從他們的學校裏下手。」是為法西斯行為。

再者，2014年1月火燒香格里拉時，西藏人竟然不去關心，因為香格里拉是藏人的像徵，是代表其文化民族，其地位有如美國的自由神像。曾經是表代藏人的香格里拉，如今變了一個服務遊客地方賺取錢，藏人對火燒格里拉如此冷感，實證中共已經成功清洗了藏人的民族認同，已經成功同化，也是正式宣告西藏不是一個自治區而是一個中共的領土。

反觀香港，共產黨也是利相同手段想把香港由一國兩制的特區變為一國一制的香港市，到時香港連僅餘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也會被收回，香港到時有公民提名的普選又如何，因為到時的一代對香港的獨特身分不感到什麼，因為能夠本能、本質地能代表的廣東話消失去，他們怎能夠再以香港人的利益出發為香港未來選特首，那時的香港只會是第二個西藏，反普教中守護下一代是必須的！

文：中大國是學會文書呂卓遙
刊於成報17/4/2014
　　
四月，是文憑試的月份，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中學生涯經已完結了一個年頭。看着朋友、學弟為了令自己無悔，入讀心儀的學系而日夜攻讀，令我感觸良多。一試定生死的壓力之大，我仍未能忘懷。為了對得起自己、不願家人失望、希望改善學校成績，這一切一切無形的重擔，是教育制度給予我們的磨練。中文考卷，今年依舊成為城中熱話，猶記得上年媒體為中文卷取名「死亡之卷」；可是今次引起討論的原因卻不是試卷難度，而是寫作卷考題被指有政治含義所致。
　　
中文寫作試卷第一題是「今天發生了一件事情，當時我曾經想力陳己見，最後選擇了沉默。我認為沉默是必要的。」試以此為開首並續寫文章。這題目一經傳出，我在facebook上便看到不少朋友分享考題，議論紛紛。討論的並不是寫作結構或是估計自己的成績，而是質疑考評局是否因為政治目的而出題。不論是持甚麼立場，討論重點亦置於「沉默」二字。
　　
在網上留言中，有朋友在政治角度出發，認為考評局立心不良，欲強加其意於學生身上，進行潛移默化的政治洗腦，令他們必須以沉默為大前題，是維穩之舉；亦有朋友認為其實考卷並無政治意味，因為題目沒有預設「力陳己見」的情景、議題，所以不能說考評局有政治動機，爭議主要為這兩種立場。網絡上更有很多以必要的沉默為題材的寫作，甚或是「潮文」。設立題目的動機固然重要，但是我們實在難以查出設立題目的出發點。我更重視的是市民對沉默的敏感，以及他們對言論自由受到限制的不滿情緒。
　　
這個考題，令人感到疑惑的原因，很大部分是由於「力陳己見」四字。既然是力陳己見，那麼應該可說是持有充分的理據，經過思考、推論才想表達的意見。所以很多朋友會問，我們是否要不理會自己意見，依然應該噤若寒蟬嗎？沉默真是必要的嗎？的確，有時候無聲也可以是一種抗議，但是令人感到惶惑的是，究竟我們是被迫沉默，或是真的以沉默作為抗議手段呢？尤其是當早前發生了劉進圖先生以及香港晨報高層遇襲事件，更令市民擔心，是否當有不能接受的事情發生於眼前，我們還是不能發聲，要保持沉默？市民所害怕的，其實是言論自由受制，不能直抒己見，更討厭有既定立場下的「試抒己見」。姑勿論設題者的出發點，我們希望努力維護的，是我們的核心價值之一—言論自由，因為沒有選擇沉默與否的自由，根本不可能真正的無聲抗議。我們只是希望抗議無聲的社會。

自2000年起，課程發展議會將普通話教中國語文科作為長遠目標[1]，愈來愈多學校實施「普教中」。筆者在2003至04年期間，在中一的時候也經歷過短短一年的「普教中」歲月。到底「普教中」推行的背後又有何因由，筆者將在本文中詳談。

香港「普教中」還是「粵教中」好？

推行「普教中」其中一個最大的「理由」是「普教中」有助學生學習中國語文，與及有助提升學生普通話能力以面對日益頻繁的中港交流。可是實際上這又是否真的是有理有據嗎？

香港十分重視教學的成效，尤期是公開試成績。在香港教育學院的研究計劃 [2]指出，用「普教中」和「粵教中」的成績差異其實並不明顯，可是普教中甚至比粵教中差。選擇普教中，錯誤地假設普通話有助學習書面語其實並不合理。事實上，普通話實際上也夾雜不少北方的方言或詞彙，而且學習句子結構排序通順與否與普通話教學並無必然關係，對學習書面話並不見得有多大幫助，加上坊間以普通話考公開試的教材及支援並不足夠和全面，能否在公開試中取得佳績成疑。故此，不少學校皆如筆者母校，以一段短時間以「普教中」，再在高中或公開試來臨前轉回「粵教中」。

「粵教中」實際上享有比較優勢，雖然用普通話或粵語讀白話文，只是語感有所分別，但用粵語讀文言文及古典詩歌，則差天共地。普通話原是北方官方，但經外族學習後，衰變得只有四聲而且韻母只有三十九個，普通語的語音組合只有3,276個，與九聲的粵語10,620個語音組合差得多[3]。粵語本身就比普通話精密，而且極具音樂感。故筆者認為在香港教授中國語文，實應以香港人母語，即粵語教授，既與香港在地之文化連結相通，又能學習中國語文之精髓，這是「普教中」所不能帶給莘莘學子的。可是為何政府還投入如此多資源「普教中」，則是另一個故事。

強推「普教中」意在沛公

「普教中」除體現了大中國因素對香港之影響，實際上這是把香港漸漸建構成中國一部分的其中一步。上層階級除了繼續使用英語與及香港本地大多數使用的母語──粵語外，普通話也開始成為上層階級常用的語言並日漸普及，亦顯出北方開始進一步影響香港。

此外，「普教中」之推廣亦體現了以普通話為母語的北方霸權性質，由上而下地強推，而在地港人並沒有自主的空間。無論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北方霸權皆展露其野心，而且也愈來愈明顯和霸道，經濟上透過紅色資本搶佔市場，政治上透過封閉政制及中共之代理人控制政局，而香港人有感其壓迫亦開始產生一定的反作用力，本土運動乘時冒起。

就文化層面而言，「普教中」的推廣及其官方論述，尤其是北京有意無意地矮化作為港人母語的粵語為方言，並強指普通話才是唯一、統一的語言，開始嘗試以普通語壟斷香港的語言，甚至以壟斷話語權為目標，北方霸權之霸道，可見一斑。

文化與權力在體制上的連結產生各種形式的知識，促使認同的建構，成為國家「無我統治」(disinterested domination)治權裡潛在的霸權工具，而這種論述的生產是國家在合法範圍內運作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普教中」實為中港融合的文化建構過程，有助當權者管治，本質上其實跟「國民教育」類近，將普通話強植於香港人身上，香港人中國人皆說普通話，兩者所說的語言漸漸地統一，有利同化香港成為中國一部分，並以語言作為霸權工具以達致統一，這種大一統思想其實正一步一步地摧毀香港的獨特性及傳統的傳承。

新霸權下爭自主

長遠而言，以中國為首的普通話霸權漸漸在香港落地生根，並進一步挑戰現有在香港以英語為傳統精英建制霸權，至於能否取代現有的英語霸權成為新的霸權則是未知之數。在這過程中，曾為前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彷彿被「祖國」再次殖民一樣。

香港若要維持自主性及多元，解殖是唯一的出路，欲要解殖，必先尊重在地「土生土長」的文化及歷史。粵語乃香港人之母語，粵語與香港人文歷史互相交織，也是港人生活的一部分，亦連結中國傳統。「粵教中」將粵語及其文化繼續傳承下去，方為正道。

參考：

[1] 課程發展議會（2000）。《學會學習．學習領域：中國語文教育》（諮詢
文件）。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2] 香港教育學院(2005)。「用普通話教中文研究計劃」之「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問與答」小冊子。2014年4月7日擷取自http://www.hkreadingcity.net/ebook/preview.php?id=47&cp=2

[3] 陳雲（2014）。〈陳雲：普教中，一場空〉。《AM730》，2014年3月31日，A35版。

[4] 陳奕麟(1999)。〈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為文化仍為認同之曖昧不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三期，1993年3月。頁108，109。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　公共政策學系三年級學生

文章刪減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4年4月14日

本欄逢週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圖片來源：互聯網

故事必須追溯到還有舊學制那個久遠的年代，老娘有幸親身參與有七十三年歷史的會考，以及不排除令考生折壽的高考。選錯科，無疑是死症，像染上不治之症般，那會把人吞噬掉的絕望感是一個黑洞，患者默默等待死亡降臨，除了毫無成效的垂死掙扎，基本上是別無他法。

兵荒馬亂的放榜時刻

如果閣下經歷過會考，而你又不算是獨佔鰲頭的那一小撮人的話，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放榜的當日是多麼像打了一場硬仗，又或者是單人相撲。明明沒有相撲對手，一顆心卻一直懸著，胡思亂想，作好一百萬個打算，坐立不安，滿頭大汗。成績理想或者老早如願升讀原校的你，相對那群需要呆等收生結果、東奔西走前往中六聯招中心的同學們可真是幸運得多。關於那群飽受煎熬的學生，老娘統稱整個過程為「馬拉松式單人相撲」，緊張個沒完沒了，心臟功能稍弱的也支撐不下去。

還記得會考放榜和收生都是同一天發生的，不足半天，一切便塵埃落定。輸人不可輸陣，打仗當日，學校附近的停車場客滿不在話下，附近街道可以停泊的位置都早被私家車、七人車佔據了。幾位放假的老師和任職的士司機的家長甘願化身「全天候柴可夫」，接載同學光速抵達目的地。區內學位緊張的環境之下，一分半秒的影響力也不容小覷。三十幾度的高溫艷陽，折射在聯招中心門外的家長們臉上，一顆顆汗珠一閃一閃的。雖說官方大約在十點派籌，但都是老話一句，「快人一步，理想達到」，早一點有面試機會還是好的。即使自己的子女用不著這一張籌，還得轉贈給有需要的書友們。師兄、姊帶備了雨具、零食、聯招指南等等，捨命陪君子。放榜當天早上，我和書友們相約在學校附近一間味道一向不佳的茶餐廳吃東西，連平日很愛呼喝我們的老闆也一反常態，送東送西，說要鼓勵我們。那種一絲不苟的態度、儼如一支軍隊的陣容、同舟共濟的情義，其實很令人動容。

聯招是在中午時份才開始的，早上的時間大家各散東西，當時成績彪炳的會轉讀莊啟程或是恆商書院，添加校內名單的不確定性。理應能夠留在原校的同學會聚在禮堂等待登記，而「邊緣隊伍」只能呆在一間名為「等待室」的房間，繼續進行內心萬馬奔騰的單人相撲比賽。有一年，我也有份兒陪同幾位重讀生留在那個熟悉到不行卻比醫院消毒藥水味道更恐怖的「等待室」。有一幕畫面印象太震撼，至今難忘。本身室內安靜得令人毛骨悚然，但沒有人掉淚，因為大家都在預備數小時後的面試。突然門外傳來一把女生的聲音在拚老命大吼大叫，她和母親言談內容每句都聽得一清二楚。她該是一名成績一向不俗的文科生，可但考試失手。班房內的面紙一時間供不應求，「相撲選手」紛紛傳來啜泣之聲。當我想把面紙帶到室外時，竟看到一名文科老師蹲在地上和女學生擁作一團，哭個不停。

現實就是如此，在千鈞一髮的時刻，抉擇已一錘定音，沒有「有商有量」這回事。有些同學明明選定了學科組合甲，卻發現成績單上組合乙的公開成績較佳，沒有多餘的考慮時間，聽到自己的名字，草草地填了組合甲，一臉茫然地下台，完事；有些同學為了留在原校，勉強進了別的班別，隔年決定轉校重讀；還有一個我不認識的倒楣鬼，在放榜日申請了重讀，卻在若干月後得到諷刺的覆核結果，原來該名文科生考獲二字頭的佳績，甚至有一科明明獲A卻被錯評為D。運氣這傢伙，從來蠻不講理。

一科A成了一粒老鼠屎

感覺上，僥倖在高考試場派不上用場，但在聯招一役上卻又是很具殺傷力。印象中，合資格參加聯招的學生需要在數天內呈交意願表格，對優柔寡斷的人又是一大考驗，心猿意馬、好高騖遠的學生必須有顆超級強大的心臟。筆者一名朋友在放榜前決定選擇職業治療系，生化成績一如他所料的那般優秀，令他跌破眼鏡的是那位不速之客、那支英文科的火箭，高考英文科（UE）獲取A級成績固然是很值得驕傲。這一科突如其來的A令他墮入無底深潭，他開始想得很遠，不甘浪費自己的語文天份，結果他交了一份藝高人膽大的排序，最後魚與熊掌統統也得不到。還有那些在急流中緊緊抱著眼前浮木的考生，但求一屁股坐在大學講堂的椅子上，結果轉系的、毅然退學的例子也不少。

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撇開這些外在因素，假如閣下是一位堅定不移、臨危不亂的學生也好，其實還有很多因素以致學生選錯科或者養成確信自己選錯科的心態。曾經看過一本臺灣出版的書，當地入大學率達九成幾，而「認為自己選錯科」的人竟超過六成。

有些人會把種種罪名怪在學制過早分科。我的一位同學自稱精於算術，卻因中三學習態度懶散、排名太差而無法擠進理科班，自此自暴自棄。直到他勉強考完了會考，也因為缺乏理科底子而不能轉科。這種「錯在盤古初開」的可憐人，恐怕如來佛祖也愛莫能助。那時的我有點羨慕國外的學期制，甚麼科目都涉獵一點：文學、國史、地理、商科、生物、美學等等。先開闊眼界，才能認識自己多一點，然後再談談選科的問題。

或許部份人的而且確對學科知識吃不消，力有不逮，拉牛上樹。風景不轉心境轉：別過份憂慮將來、只著眼目前能夠把握的事情、應盡的本份；不為看不到遠景而惆悵、專心欣賞沿路左右風水反而輕鬆踏實。當事情已經發展到某些地步，當種子已經在別的土壤上萌芽，就別煩心過去是非對錯了。若你小時候有玩過「蛇梯棋」，你便會明白這個道理。以退為進，平白為偶爾的失據傷心是徒然的，轉個彎可能時來運到、出現轉機。

誰為「跳蚤」定錯對？

姑勿論是否過早分科，反過來想想學生們是如何界定自己屬於選錯科的？七嘴八舌的、熱心給予意見的長輩或教師們，又是如何為「選錯科」訂立一個標準？是因為成績不堪入目，還是因為學生別的專長被埋沒了？選了感興趣的科，考出來的成績卻老是不怎麼樣，我們應該「踩多兩腳」苛責這小子選錯科、鼓吹他怨天尤人，抑或誘導他振作起來、慢慢摸索竅門？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追不上的人自然會明白問題癥結何在，而在落後的時候，過多閒雜瑣言反而敗事。舊制的上課天有非常多選科講座，還有令我很費解的「文理測算表」，據說是可以粗略把同學分為適合唸文科或是理科的參考工具之一。據老娘對人類的觀察，人是很難分類為某一邊的，換句話說，為什麼精於文科就等於不擅於物理？我可認為「不文不理」才是常態，時而理智，時而感性。無心冒犯，但我在英文中學的日子都似乎發現一個共通點，就是理班教師對科技產品很有心得，但英文實在說得馬虎，普通話更是差勁；而文班教師能言善道，但懂得正確使用實物投影機的不多，平日分小組也要問幾次平均數是多少。當然你可以說我以十來位教師作例子是不公平的，但我在意的正正是師表當年的一句：「你知我教歷史、計數真係考倒我。」

怎樣的思維也會培育出怎樣的學生，當學生在投選代表致辭或者進行報告，幾乎一定會聽到「嘩，我讀science架，叫我講嘢咪即係叫我去死，叫ＯＯＯ講啦」、「你地啲英文人搞掂啦，我地啲數佬剪片就得」；上高中統計課時，例牌聽到文科生會說「唉，我好地地讀文科，走黎讀呢啲，唉，好後悔」；朋友間聚會談天說地、聊到時事議題，就會有人說「我歷史好似讀到中三，乜都唔記得」…… 到底是誰為這些人貼上文、理標籤？這些「你們文人blah blah blah」和「你們數佬blah blah blah」的價值其實正在為學生洗腦。大家應該有聽過跳蚤是彈跳界王者的故事吧？科學家為跳蚤蓋上玻璃杯，跳蚤碰壁後就會減低彈跳的高度。即使日後杯子被挪開，跳蚤也永遠停留在低一點的高度，這就是自我設限帶來的消極影響。

真正選錯科的人並不可能有那麼多，有人純粹因為成績沒有起色而陷入自我懷疑的心理懸崖，甘心當隻跳蚤，多可惜！

錯了又如何？ 拐個彎就是無限大

言歸正傳，身為一個經歷過被狠批選錯科和考試不合格的過來人，我可以落落大方地告訴大家：錯了又如何？青年絕對錯得起，有時覺得做錯了便會完蛋，結果拐個彎不都是小事一樁，人生依然海闊天空。出類拔萃的人不是因為沒做錯任何決定，而是勇敢地走過路直路彎；快樂知足的人並不是沒有經歷過自卑和灰心沮喪，而是接受了自己的不完美；走錯路的人也許努力付諸流水，可是能夠親身體驗的別一番風景。請原諒我以「患難見真情」這個老套到不行的詞來形容書友們在低谷時互相扶持的感情，吃喝玩樂的朋友是很難交心的，只有陪伴你一起面對未知的考驗的朋友才是你一輩子的知心友。身邊好多朋友高考考砸了，再經由副學士、高級文憑，繞一點小路才升上大學，他們異口同聲都感謝那段難捱的高考歲月，對甚麼選錯科、走冤枉路一點也不後悔，是這些黑暗的日子帶給他們雪中送炭的美好。共勉之。

圖：蘋果日報

最近有報紙披露部份直資學校申請在下一學年加學費，某些加幅更高達50%，究竟直資學校有甚麼優勢，可以每年任意調整學費而不怕流失「客源」？

據筆者了解，政府對直資及津貼學校的資助額，大致差不多，不過資助方式卻有很大的差別。津校以班級數量來計算，而直資則以學生數量來計算，簡單來說，如果津貼學校每班的人數越多，每個學生所獲得資助反而被攤薄，更不用說直資學校可自行額外收取學費來增強「競爭力」，有些名校的學費，甚至乎接近大學，請問教育局，何解幼稚園的學券制要有學費上限，直資卻不受限制？

除了「收入」可觀外，直資學校在資源運用方面也比津校靈活得多。政府所給予津校的資助，每每細分至過百個項目，而每個項目的支出都設有很多框架（政府的強項，政改也是如此），舉例說，學校如想添置器材，但有關款項已用盡的話，是不能用其他項目內的資金去購買，致使部份項目不夠資金運用，而某些項目卻有淨餘。此舉會衍生出一個問題，就是津校的校長要用上很多時間去調撥資金，務求用盡一分一毫（用不完，校董會問責的），也即是說經常要忙於想辦法怎樣“洗錢”，試問那有時間去改善辦學？

而津貼學校面對最大的問題，在於收生制度的傾斜。無錯，現在津貼中學是可以自主收生，不過只佔1/3學額，而且不能即時收錄，一切要等到7月中和第二階段（大抽獎）同時公佈，但直資學校卻可全部自主收生，還可即時通知該學生已被取錄及登記，但登記後，該學生便會在抽籤名單中剔除，亦即是說，津校想取錄優秀學生時，很大機會會被直資「截糊」。直資學校更可用獎學金來吸引成績優異或在其他項目表現出眾的學生，令他們主動投向直資的懷抱，這政策令到所有津校皆處於被動位置。據說以往很多位處第一組別的津校，也因為不能第一時間取錄成績好的學生，令其評級慢慢下跌，試問這政策對於堅持不轉直資的傳統津校公平嗎？

早幾年的母語教學，企圖用政策來迫使我們下一代去學好中文，結果卻使家長們對英中趨之若鶩。而直資制度的誕生，原意是給予學校及學生更多的選擇，但礙於以上種種不公平的制度，已令津貼學校處於捱打狀態，而且情況日趨嚴重，為保banding，相信會有越來越多學校考慮轉為直資。但問題來了，直資學校的學費，往往令低下階層卻步，長此下去，家境清貧的學生，向上流的機會便會越來越少。如果教育界有［堅尼系數］的話，香港大有機會名列前矛！

其實，我並不反對直資政策，如果不用交學費的話！

本文謹代表個人立場

圖：蘋果日報

香港的英文教育很失敗，從前是如此，現在似乎更甚。學生由幼稚園甚至幼兒班開始學英文，年年學，而且是主科，閱讀理解和作文等練習多到不得了，到上大學時，已學了約十五年英文，可是，很多大學生的英文，只能用「屎」字來形容；大學畢業後，英文亦不會進步多少。所謂「屎」，是連簡單的文法（例如時態）也弄錯，間中還會寫出 Chinglish（不是故意的），於是在臉書寫句英文 status update，都是獻醜的事（但出了醜也不知）。

以上談的只是英文書寫。聽力和會話都要在英語環境才容易進步，香港沒有這種環境，學生在這兩方面水準不高，不是出奇的事；然而，閱讀和書寫可以不那麼依賴語言環境，只要教授得宜，十五年這麼長的時間，學生可以學到很高的水準。試想想，假如你現在立志學韓文，只是學習讀和寫，每星期學習五天，連續學十五年，就算只是自學，你的韓文程度一定會高過香港一般大學生的英文程度。

香港學生的英文閱讀能力也許不太差，但書寫方面真的十分不濟，為何會這樣？這對我來說是一個謎。籠統的解釋是香港的英文教育不得其法，不過，是如何不得其法呢？我不肯定，望有讀者能解我疑團（我在讀博士前也是在香港接受教育的，雖然會考英文拿 B，但我記得自己大學時的英文還是相當差的）。

其實，不只中學生和大學生，香港的一些碩士和博士，英文亦見不得人，只要看看各大學的碩士和博士論文撮要，便可見一斑 --- 其中寫得「鬼五馬六」的為數不少，連用來吸引人的撮要也寫得那麼差，正文的英文又會好到哪裏呢？因此，在香港，千萬別假設學歷高的人大多寫得一手不錯的英文。

到英語國家讀大學或研究院的，學成後英文水準通常會較高，不過，這也沒有保證；我就見過一些英美博士筆下的英文錯漏連連。寫作總要靠點天份，如果天份不高，就是寫母語中文，文字亦會多見沙石；如果天份不高，學的是外文，加上不下苦功，對文法和用法只是憑直覺和想當然，而不每事問兼多查字典辭書，那麼，拿了個英美博士學位卻只寫得一手蹩腳英文，亦非怪事也。

原文刊於此

圖：蘋果日報

無端端要教師以普通話為母語，大概又是普通話教中文的影響吧（但連香港人能學好普通話的可能性都抹煞了），煩。普教中我反對過很多次，只想談自己親身經歷：大陸來的老師，可能普通話好一點，但是他們教中文會帶著內地教育體制的影響，即一個特權體制的陰影，選擇範文、修改造句、鼓吹的樣式，都有毛式共產中文的味道，比如非常肉麻的排比句，寫景和人物時傳達刻板而內地式的印象。那些可能是語法上正確的句子，但卻腐蝕學生的靈魂，我本能上極排斥。香港的語文教育可能無味，但卻沒有這麼強的格套。這是我十年前左右替國際學校的貴族學生們補習的印象，幾間不同國際學校的學生，翻上來的範文都這樣（當然他們也學不好中文）。不知現在還是不是這樣。

內地來的老師當然也可以是很好的教育者，只是語文對人的影響有時深入骨髓，要很有反省。讀中文系，共產中文的惡劣我讀大學時深有所聞，一見就起雞皮——但不是現在右膠們捉字虱的抓詞語；語言是結構，所有詞語的意義都是互相指涉的，共產中文是一種構句方式，對應而言極權是一種結構，而不是個別的人（詞語）。現在的右膠語言警察，往往連基本語言概念都錯。文盲捉字虱的年代，我笑而不語。但因為右膠亂捉字虱沒有結構視點，所以右膠不能腐蝕人們的靈魂，只能影響人們的行為，令到一知半解的人盲動。

學語文，兩種方法：一是閱讀大量優質的文字潛移默化，一是清醒過來面對語法結構。共產中文，右膠捉字虱，同樣都是毒害，一個腐蝕人們的靈魂，一個煽動蒙昧影響大眾的行為。呼籲大家多閱讀嚴肅文學作品，而香港本土有許多作品，文字根抵固然好，最重要是不矯揉造作，有一種輕描淡寫的自由氣質。

【2014年5月5日新聞稿】香港融樂會等香港非政府組織今天在日內瓦向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講述香港落實《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情況。土生土長印度裔準社工及本會長期服務使用者Jeffrey Andrews向委員會講述香港教育制度種族隔離現象問題、少數族裔中文教育問題以及《種族歧視條例》不廣泛適用於政府權力和職能這漏洞。

Jeffrey以親身經歷講述上述議題後，委員Heisoo Shin女士詢問Jeffrey有關香港教育制度種族隔離現象。Heisoo Shin女士詢問教育制度是否不容許少數族裔入讀「華人學校」。Jeffrey回應指，2004年前，少數族裔不能選擇主流學校。多年種族隔離令不少少數族裔家長直至現在仍只會選擇少數族裔集中的學校。因此，政府指此種族隔離現象是家長選擇的結果，是與事實不符，政府不應以此為藉口推卸保護少數族裔學童最大利益的責任。

Jeffrey Andrews。

本會亦在此強調，主流學校欠缺中文學習支援，少數族裔學童學中文時往往感到極度氣餒，影響自尊，家長唯有無奈把子女送到少數族裔集中的學校。

香港政府將於五月八日（星期四）向委員會報告及回答委員會的提問。

民間代表團向聯合國反映港府履行公約的失誤

香港非政府組織代表團，昨日（2014年5月5日）在日內瓦出席聯合國人權會議，批評北京傾向在特首選舉設篩選機制、居住環境惡劣、內地來港人士備受歧視、教育上的種族隔離現象、未有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外傭賣身契等問題，要求委員會跟進。

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於日內瓦召開會議，評議各國落實《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狀況，審議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國提交的人權報告。6個香港非政府組織組成11人代表團，獲時段向委員反映香港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

香港人權監察陳懷嬋向委員會提出香港的民主缺憾阻礙香港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公約權利的落實，希望委員會跟進。她強調香港正處於政制發展關鍵時刻，種種跡象顯示北京希望選舉制度繼續保持商界過度的影響力，並阻止不同政見人士參與特首選舉，促請委員會在審議結論中，將不民主的特首和立法會選舉制度並列為阻礙香港落實公約權利的因素。

陳懷嬋又指香港表達自由受到打壓，包括當局不當干預廣播的獨立和發展、無理拒絕發放免費電視牌照予香港電視，不但剝奪了市民享受文化生活的權利，更是阻礙落實公約障的其他權利的重要因素。

她向委員會反映，家庭傭工方面，賣身契式的合約、近7個月薪酬的中介費，造成了現代式的強制勞工和人口販賣的情況。身心殘害和政策不公等侵犯外傭權利的問題持續，期待委員會跟進。

她又批評政府政策阻礙殘疾人士享受社區參與和家人照顧的權利，精神健康服務著重醫療而社區支援不足，絕大部份照顧者都得不到照顧者津貼。

香港人權委員會蔡耀昌要求政府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保障內地來港人士不受歧視。他向委員會反映，香港的人權捍衛者由於協助內地來港人士而受到部分人士騷擾，他講述自己亦有親身的經歷。

蔡耀昌亦關注低稅制、特區政府信奉涓滴理論、教育醫療福利等方面公共開支不足，令貧富日益懸殊。

彩虹行動Tommy仔和Andrew Leavitt（利安柱）列舉例子，反映性傾向歧視問題嚴重，平機會報告更發現60%市民支持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要求政府交代提出立法草案的時間表。利安柱亦反映，政府最近建議變性人須切除和重建性器官，才獲法律確認性別轉變，是侵犯健康權。「聯合國酷刑和有辱人格待遇特別報告員」已在其年報中指出，這是「對一個人的人身健全構成嚴重和不可逆轉的侵擾」。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施麗珊向委員會反映居住環境惡劣和中港家庭問題。住屋問題方面，公屋輪候名單在10年間增加超過一倍，而公屋供應不足。租金昂貴而政府拒絕恢復《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以致約20萬人居住在劏房、板間房、籠屋，甚至工廈、猪欄等等惡劣的居住環境。中港家庭方面，內地配偶一旦成為單親家長，不合資格申請單程證來港，要依靠單身母親以雙程證來港照顧子女，但在雙程證續期時，要不就帶同子女返回內地，令子女停學，要不就留下子女在港，乏人照顧。現時約有7000名香港兒童受到影響。

她又向委員會說明，香港與內地在法律制度、政府結構、經濟及社會政策，以至獨立司法制度各方面都與內地迴異，要求委員會在審議人權情況時，將香港與內地區別處理。

代表團成員法律學者江嘉恩向委員會反映，由於《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沒有像《政治與公民權利國際公約》般，透過《人權法案條例》納入為本地法例，即使如政府報告所言，有《基本法》相關條款及超過50條不同本地法例落實《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但是保障範圍不全面，一些公約下的保障，香港本地的法律都沒有充分的反映，未能提供足夠的相應保障。

融樂會代表，土生土長印度裔準社工Jeffrey Andrew向委員會反映，香港教育制度存在種族隔離現象。政府指種族隔離現象是家長選擇的結果，Jeffrey以親身經歷指出，家長往往對教育制度不熟悉，無法作真正選擇，政府不應以此為籍口，推卸保護少數族裔學童最大利益的責任，並促請委員會要求政府提供施政報告中有關少數族裔中文教育措施的詳情，以及修改《種族歧視條例》，填補現時法例的漏洞，使條例能全面規管政府權力和職能。

Joint Press Release
NGOs Highlight to UN body Hong Kong’s Failures to Discharge Human Rights Treaty Obligations

Date: 5 May 2014

In a public session yesterday (5 May 2014) in Geneva,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CESCR) heard from a delegation of Hong Kong-based NGOs working on human rights issues. Delegates highlighted a range of issues, including Beijing’s intentions to establish a screening mechanism for CE elections, indecent housing condition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new arrivals from Mainland China, the de facto segregation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 lack of legisla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debt-bondage contracts for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its 52nd session, the CESCR is holding meetings in Geneva to review several countries’ reports on their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A delegation of 11 persons from 6 different Hong Kong NGOs were offered an opportunity yesterday in its formal meeting to directly address the Committee to provide additional insight into worsening social problems in Hong Kong.

APPENDIX

Notes on statements from Hong Kong NGO delegates to CESCR public session.

Date: 5 May 2014

ASTOR CHAN, CHAIRPERSON, HK HUMAN RIGHTS MONITOR
• Screening candidates in Chief Executive elect impede on economic social & cultural rights
The democratic deficits in HK have been subject to severe criticisms by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In 2001, the Committee highlighted that the undemocratic features of the legislature in HK had impeded the full enjoyment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there. HK is now at a critical moment of democratic reforms, but all the signs are that Beijing wants a system that will continue to give “undue weight to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nd prevent political opposition from getting nominated for elections. We therefore sincerely urge the Committee to expand its comments on factors of impediment to cover democratic deficits of both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s.

• Media/Press freedom
We hope the Committee expresses concern that the Mainland and HKSAR authorities are using various means to suppress press freedom, e.g. they deter the media from accessing public information, interfe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roadcasting in HK such as the refusal to issue a new license to broadcast free television programmes on dubious grounds. The suppression of mass media development and press freedom impe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venant provisions on people’s rights to enjoy cultural life.

•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buses against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such as physical abuses, agency exploit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the two-week rule, live-in rule, continue to be important issues due to lack of improvements. The Committee should also consider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debt-bondage contracts, which usually depriving such workers of seven months’ salaries as agency fees, as a modern form of forced labour and human trafficking.

•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Government policy and services are deterri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from enjoy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family care. 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Scheme is means tested on a household basis that forces many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live apart from the family and in residential care institutions. For persons with psychosocial disabilities,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services lack coordination. Services, including community care, are medically oriented while social services are inadequate. Most carers receive no carer allowance.

Richard Tsoi, Hong Kong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 Discrimination against New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There is a widesprea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new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in Hong Kong, from official discrimination in housing, social welfare and other social policies to social discrimination and harassment by local Hong Kong people. As human rights defenders we have experienced harassment by some local Hong Kong people while assisting new immigrants to fight for their equal social welfare righ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amend the Race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to include protections for mainlander or new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amend sections 45 and 46 of the Ordinance so that acts of vilification are rendered criminal.

ANDREW LEAVITT, RAINBOW ACTION
• Lack of action on a Sexual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sexual minorities in Hong Kong is serious and increasing and the Government’s education-only approach is failing.
In February, 2013, a lesbian woman jumped to her death from her 11th floor home. Her last text message read "too much discrimination at work and school.”
In 2013, a private school required all staff to sign a document stating that [quote] “homosexuality, transvestitism, [or] alternate gender identity” are [quote] “improper behavioral choices for individuals" while working with the school. It made clear that failure to comply would result in “disciplinary action, [or] employment termination.”

It is time for Hong Kong to enact legislation prohibiting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sexual orientation.

The Government calls such legislation “highly controversial,” but a survey conducted by Hong Kong’s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found that 60% of the public supported such legislation, and last year a broad coalition of Christian groups in Hong Kong released a declaration calling for acceptance and opposing discrimination against homosexuals.

Please ask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hat specific date they plan to release a draft bill of the Sexual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for the community to discuss.

• Operations violates right to health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a bill that would require transgender people to undergo sexual organ removal and genital reconstruction surgery as a prerequisite for legal recognition of their new gender. In last year's annual report,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highlighted international jurisprudence holding such requirements to be a “severe and irreversible intrusion into a person’s physical integrity.”

We urg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remove this requirement and comply with UN standards.

SZE LAI SHAN, SOCIETY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
• Dire housing conditions and access
Around 200,000 people live in inadequate housing, such as cage homes, cubicle and subdivided flats because the HK Government does not provide enough supply of public housing. Since 2006,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for public housing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fewer than 100,000 to over 243,300 in 2014. The HK Government supplies only 20,000 public rental housing units each year and this supply cannot match the need as evidenced by the rapidly increasing number of cases on the waiting list. Around half of housing applications (122,200) are singletons, who suffer the most due to the discriminatory “Quota and Points System”. Moreover, the allocation quota for singletons is set at a maximum of 2,000 flats per year, meaning that a single person faces a wait of over 10 years.

As the housing problem gets worse and worse the number of illegal cage homes or rental spaces in illegal places, such as pigsties or industrial buildings is on the rise. The high rents in private housing are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poor. For those on welfare, the Government’s rent allowance cannot cover their rental costs, but the HK Government refuses to reinstate the Law for Rent and Tenancy Control and to increase rent allowance for welfare recipients.

We request that the HK Government increase the supply of new public housing to 35,000 units every year, increase the allocation quota for singletons and abolish the point system.

• Lack of compreh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Since the change of sovereignty in 1997, the population of poor people has risen to to 1.31 million (2012). More than 541,000 households currently live in poverty—the highest since 2000. In light of the deteriorating situa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troduce an effective wealth distribution mechanism. Social policies—including housing, health, education as well as welfare—should be allocated more resources in order to assist the underprivileged population. However, as predominant by the idea of low-taxation and the myth that poverty can be alleviated when the upper class can permeate their wealth to the lower, bottom class (trickle-down theory), no effective wealth re-distributive mechanism is established that the disadvantaged remain living under the poverty line. The HKSAR Government should adopt a proactive public financial ideology by allocating more public resources to tackle income disparity and other challenges in society, including housing, education, medical services as well as aging population. In addition, having introduced an official poverty line,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troduce a long-term compreh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with a defined time table.

• Family Reunification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7,000 children (born in Hong Kong or who obtained a One-way Permit to stay in Hong Kong) whose mothers are Mainland residents and whose fathers, who are Hong Kong citizens, have died or abandoned them. These children do not have household accounts (hukou) and cannot get subsidies or even a place to study in mainland China. For those from divorced families, Hong Kong Courts have ruled that some cannot live outside of Hong Kong. They must wait for their mothers to apply for a One-way Permit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wever, when mothers’ applications are been denied due to their divorce or the death of their husbands, their children are left in HK without parental care.

These mothers are allowed to apply only for Two-way Permits, and the children have to return to the mainland with their mothers every three months to extend the permits. Their studies have been seriously disrupted. The scheme allowing parents to apply for Two-way Permits multiple times in a year does not cover single-parent families.

While only only 125 permits out are issued each day out of a possible 150 offered by the HK Government, there is no quota for the single parent family reunion. The Chinese and HK Government do not use the rest of the quota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se mothers. The average queuing time for One-way Permits for these families is 6.5 years. The longest separation time so far is 16 years. Miserably, both the Chinese and HK Governments do not lend a helping hand to those single parent families. These poor children are helpless and become orphans in Hong Kong.

The lack of reasonable mechanism for the mothers has detrimental effects on the families. The children’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re adversely affected. Mothers often have a sense of guilt that they cannot fulfill their roles as mothers and provide a decent environment for their children to grow.

We urge the HK Government to cooperate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to issue One-way Permits to single mothers so that they can stay in Hong Kong with their children. The HK Government should exercise its discretionary power to issue identity cards to split single-parent families as special cases.

• Special status of HKSAR
Although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is part of China, it retains a distinct legal system, government structure,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and independent judiciary apart from Mainland China, so the Committee should continue to treat Hong Kong distinctly from the rest of China.

KAREN KONG, LEGAL SCHOLAR
• Lack of comprehensive incorporation of ICESCR into domestic law.
Delegation member, legal scholar Karen Kong pointed out to the committee that
unlike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which is incorporated by a Bill of Rights Ordinance in HK, the provisions of the ICESCR are not adequately implemented in domestic law. Even though the Government’s statements that there are several articles in the Basic Law and more than 50 ordinances which do implements aspects of ICESCR is accurate, the protections are not complete. Hong Kong’s domestic do not provide sufficient protection for some parts of ICESCR.

She urged the Committee to recommend comprehensive enactment of ICESCR standards fully into domestic law, including consideration of adopting a Bill of Rights for ICESCR.

JEFFEREY ANDREWS, HONG KONG UNISON
• Lack of action on a Sexual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Regarding the de facto racial segregation in the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the Government claims that it is the result of parental choice. However, locally born and raised Indian social worker-to-be Jeffrey Andrews illustrated with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that parents are often not well informed enough to make a real choice. Generations of ethnic minorities ask with great hope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urge the government to eliminate the de facto racial segregation immediately.

•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Regarding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Unison urged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details about the recently announced policy initiatives to ensure that the initiatives really give ethnic minorities an equal opportunity to learn Chinese.
• Amend the Race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to regulate government functions
We also urged the government to amend the Race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to bring the government’s exercise of powers and performance of functions within its purview.

（純粹懷緬過去文章）

今時今日，一個完美嘅細路當然係要有愛因斯坦嘅智慧，奧運選手嘅體能，習近平嘅schedule，同渴望拎到諾貝爾和平獎嘅決心啦。最近朋友嘅朋友個仔面試幼稚園學前班，第一條問題係：「你有咩志願呀？」。都話唔可以輸係起跑線上，做人係要有遠見，但個細路得兩歲，都要問「我的志願」？

「我的志願」呢個作文題目小學唔知幾年級出現過，由於當時我比較無知，將來做咩？我同我D 同學都係參考返本英文教科書。又由於當時教嘅職業生字唔多，班入面大約有4分1 嘅同學係做firemen 同埋policemen嘅，另外有大約4分1 比人話冇大志嘅同學係想做driver，仲有4分1應該有妄想症嘅同學係想做doctor 嘅。其餘我都唔記得啦，當Others啦，但我好記得我後面位同學嘅「我的志願」，佢睇左當時嘅「今日睇真D」，佢寫左葉繼歡。先生當然係怒髮衝冠，「繼歡」同學最後當然係要re-do啦。

（我解釋下邊個係葉繼歡，以防有D 年紀輕嘅小朋友唔知道，葉繼歡因為打劫金鋪sss，「今日睇真D」成日報導。）

「我的志願」係咩？當然係一時一樣，隨住電視播咩而改變啦。

• 第一個志願當然係衛護世界和平啦，睇咁多《美少女戰士》，我大左仲唔輪到我保衛地球。
• 睇《情濃大地》個時，我係幾想做農民嘅，最緊要係唔使讀書，唔止我咁諗，我個班有幾個同學都將條冬季長褲捲到變熱褲，係落雨個時踩落個水氹到，一嘗落田嘅滋味。
• 我承認我當時係有D 無知，睇《肥貓正傳》個時，我見到肥貓係庇護工場入筷子入得幾爽，於是我都有幻想呢個簡單嘅工作幾適合我，後來我睇得肥貓多，學習佢縮膊頭比呀媽掌摑之後，我就打消左呢個念頭。
• 睇《美味天王》個時除左不停唱mamamama mia之外，都激發左我做食家的夢想，當時，我每晚都會彈一彈呀媽煮D 野唔好食。
• 睇《還珠格格》個時，當然係想做容嬤嬤啦，我呢D 成日比人鬧嘅細路，當然想好似容嬤嬤咁係唔係都鬧人啦。我因為模仿跪見皇上，跪瘀左個膝頭；仲因為不停拎屋企紙巾盒D 紙巾，扮容嬤嬤攝係加拿大個條絲巾而再次比呀媽掌摑。
• 有時真係幻想下好啦，實踐真係好有難度。播《烈火雄心》個時終於都因為係家中實習fireman 嘅工作而出事啦。我係有大志嘅人，我當然係想做勇救3級火嘅Fireman 啦。屋企冇雲梯唔緊要，碌架床條梯岩哂。正當我好努力的訓練爬「雲梯」時，PK 了，我都估唔到我個頭生長嘅速度係咁迅速，我個頭攝左入條梯個窿到。本來我覺得唔可以樣衰，要保持鎮定，逃出生天。我掙扎左大約3 至30 分鐘，我終於頂唔住大叫媽咪。呀媽勇猛過王喜，扯返我個頭出黎，再鬧左我3至30 個星期，仲係接我放學個時，同3至30 個同學仔媽咪sss開心share，如是者，「我以後都唔敢啦」。

扮完fireman 之後，我改過自新，大大下，我都唔記得「我的志願」。細個個時仲會想像我可以做咩，但當我開始學能測驗特訓個時，我就明白，「你想做咩？」呢條題目，係應該引用答multiple choices 的刪除法。大大下就會發現，人生唔係好盞，唔係樣樣比你揀。好似考AL揀科，畢業個時JobsDB一樣，多數都係你eliminate 哂你做唔到嘅野，有咩剩咪揀咩囉。

回想起「葉繼歡」同學，其實個先生點解唔睇埋佢點解想做「葉繼歡」先叫佢re-do 呢？可能個先生大大下，都引用左multiple choices 的刪除法來生活，「我的志願」嘅marking scheme 相信都係英文教科書個幾樣職業。我打從心裡覺得「繼歡」同學好有創意，奈何香港社會係唔會包容與別不同嘅細路。縱然生活逼人來，好多野就好似選特首咁，冇得你揀，但我仍然相信而家冇得揀，唔代表要排除有得揀嘅可能。所以，唔好一野打沉D 「創作力量同幻想會嚇你一跳」嘅細路。

PS. 幾年前，係Facebook搵返我4年級的30幾個小學同學（我學校4至6年級都冇轉過同學的），真係有人做左teacher，有人做左policeman，而個4分1 有妄想症想做doctor的同學仔一個都冇做過doctor。至於「繼歡」同學，好彩佢都冇入到赤柱監獄，最後佢做左酒店廚師。實現唔到志願看來不是壞事，因為如果你嘅志願係葉繼歡，唔實現係比較好的。

原文載於姐死姐還在 Facebook 網頁

快給媽媽送上非一般的母親節咭，祝母親節快樂、世界和平！

全面廢核是給媽媽最好的禮物

媽媽最關心的是孩子能否健康成長，而被迫在核輻射下誕生的小孩，則被褫奪健康成長的權利，甚至連長大的機會也被核輻射無聲無息地奪去。

1986年，切爾諾貝爾核災，使得白俄羅斯八成兒童有疾病。沒有母親願意十月懷胎帶來世上的小生命要渡過病懨懨的童年，更看不見這些生命將如何渡過青年、壯年……這些小朋友的父母在切爾諾貝爾核災時正值青少年，受到輻射感染，小孩的殘疾缺陷便是由父母傳下來。距離切爾諾貝爾80公里的莫斯爾，每600名新生嬰兒，就有230名要住進深切治療部。母親最痛，莫過於此。

2011年福島核災，不到三年，25萬體檢過的福島兒童，有74人確診或疑似甲狀腺癌，日本兒童甲狀腺癌的正常發病率是一百萬兒童才1-2人。曾帶小孩來香港避核的福島媽媽表示，核災後只敢購買遠方的無輻射污染的食材，只敢使用罐裝水，衣服也不敢晾在室外；因為不相信政府公佈的輻射數值，便與其他家長一起自發繪製當地的輻射地圖，讓小孩可以避開高輻射的地點；一有機會便要孩子參加遠離福島的避核計劃。她們說，很後悔當初沒有認識核電廠的危害，否則就說什麼也要反對福島那些核電廠。母親最後悔的，莫過於此。

保護孩子免受輻射傷害，擁有健康快樂的童年，已經成為切爾諾貝爾及福島母親的夢。“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核災，令這些母親的憂心比普通媽媽的更多，更長，更遠……

大亞灣核電廠離香港不過30-50公里，若發生核災，長期處於下風區的香港一定避無可避。即使不發生核災，已運行二十多年的大亞灣核廠是每天都“合法”排放輻射進空氣和海洋，而且會隨著老化而排放更多輻射。這些輻射物質都是對身體有害的，香港人不知硬食、硬吸了多少。進入體內的輻射物質，不像體外照一次x光，而會聚積於身體某些器官長時間地持續輻射。每增加一分輻射，就增加一分患病風險，這是連最擁護核能發展的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ICRP）都承認的事實。

香港的母親，絕不想要經歷切爾諾貝爾和福島母親的最痛，也同樣不願見因大亞灣排放的輻射而使孩子患上各種慢性疾病，如因免疫力降低而導致的哮喘、敏感、精神萎靡，甚至患上過早的癌症。

孩子健康快樂長大，不過是身為母親的卑微心願，我們要讓母親們免於因核輻射而帶來的擔憂與恐懼，我們不要讓核輻射、核電廠褫奪了母親的幸福。

站出來，核電歸零，是給天下母親最好的愛的禮物！

本欄作者之一李鐵成曾經寫過大陸獨立電影的環境和概況。獨立電影本身是一個十分眾說紛紜的概念－可以指在片廠制度、政府體制或商業取向以外的製作，也可以是探求美學創新、挑戰大眾口味、講述小眾故事、題材犯禁爭議、或被政府審查禁止的作品等。本文所指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大多符合其中多種條件。過去一年在港舉行的不同電影節，將更多的大陸獨立電影帶給了香港觀眾。自本年三月，中港兩地幾位獨立電影人正在籌組「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獨立紀錄片所呈現的中國，十分複雜、多元、立體。其中有反映大時代下平民百姓討生活的社會面貌，也有特定人物或社群的鮮為人知的故事。該會計劃以後大約一個月舉辦一次放映會。下次日期為五月十日，詳情大家可以到有關的Facebook專頁瀏覽。

獨立光影在港落地

研究會在三月尾的啟動籌備活動中，放映了王我作品《對話》。該片紀錄了中國民族問題獨立知識份子王力雄透過視象軟件促成網民和達賴喇嘛的問答。他透過Twitter在網上收集問題，然後由中國維權律師滕彪和江天勇、民族大學教授伊力哈木等代為發問，藏族作家唯色亦有參與其中。是次對話籌備多時，準備十分嚴謹，對話極其緊湊，問題的廣泛和深度在一般電視紀錄片亦不常見。

從紀錄片中可見多位代表立場溫和至極，全都明確表示並非反對中央政府，而是主張在憲法之下，解決族群處境等社會問題。然而伊力哈木如今已因「涉嫌分裂國家罪」被捕，滕彪、江天勇亦遭受過暴力酷刑迫害。再次對話的事，也無法再辦了。對於民間自發增進瞭解，減少仇恨的工作，當局顯然毫不領情。現在中國各處日漸頻繁的暴力襲擊，只是政府選擇的後果。

文化避風港角色猶在

來自大陸的研究會成員自覺客居異鄉、流亡於自由世界，其實頗有復古的感覺。在香港文化歷史上，早有「文化避風港」之說。1949年大陸變色，錢穆、唐君毅等新儒家學者遷港復課。當時英、美、國、共勢力尚在渾沌時期，美國非政府組織和基金積極支持文化工作。另外，在港中國學生多，英人權宜，為保統治，滿足中文教育需要，最終支援創立中文大學。港英力求香港成為屹立於兩岸之外的中國社會，給予相對自由，結果成就了香港文化的小城大業。誠然，這些條件如今看來已不復再。今天特區政府由兒皇帝執政，不識莊敬自強，毫無自主抱負。避風港只能靠本地原有制度、對言論自由的習慣、和公民社會力量維持。後者略嫌根基未穩，但亦較大陸的條件有利。這些在歷史偶然下建立的珍貴資產，得來不易，港人應保持警覺，長遠打算，共同守護。文化機構接受政府資助，應繼續堅持不作政治審查，不受干預的傳統。市民繼續相信學術自由，在學院內外，為各種研究活動提供空間。我們要相信監察和關注的力量。如果資訊自由流通，言論越打越強，當局亦需三思而行。

港人渴望認識真實中國

流亡文人，到了自由世界，或許會發現自由與寂寞相隨。雖暢所欲言，但恨無知音。也許這就是中共樂於把有影響力的異見人士流放海外的原因。其實在每個「自由」的地方，人們大都對切身問題比較關心，本地新聞先於國際新聞。香港觀眾雖然在電視新聞中經常可見有關達賴喇嘛的報道，主流新聞亦有提及新疆問題和伊力哈木，但對國內不少問題仍然相對陌生，未會對有關內容趨之若鶩。

不過，港人深知中國並非海外，香港的命運也和大陸息息相關。大家需要了解中國，本是理所當然。可惜政府和權貴並沒有打算讓大家真正認識中國，只是不斷以龐大的宣傳資源重複「國族驕傲」和「機遇處處」這兩個主旋律，疲勞轟炸。在所謂「國民教育」的工程下，下一代更在出生就背負著不懂國情的「原罪」。香港人有討厭說教的基因，從不輕信宣傳。無人不知「愛國」宣傳千篇一律，創意貧乏，製作的人口不對心，只交行貨。但如果欠缺多元豐富瞭解中國的空間，面對強加的思想控制，最直接的反應就只有否定中國。

有一位推廣所謂「國民教育」的黃姓校長，說過傳媒的角色是揭露陰暗面，學校的角色是灌輸正面價值觀。這樣粗糙而方便的分工，真是識時務者的典範，卻有誤人子弟之嫌。優良的教育並不是「正面」與「陰暗」的對立，而是細緻的討論，個人的融會。本來在全球化的時代下，資本權力匯集，民間社會也增進交流，只是在今天大眾的經驗之中，兩者音量失衡。在這個環境下，要保持清醒，殊不容易。離開煩囂，走進影院，不失為一個擴闊眼界，重新思考的機會。港人對於平日不易聽見的真實資訊，有潛在的實質需要。

大陸政權兩張空凳贈慶

三月研究會首映，如果沒有維穩勢力贈興，也就太面目無光了。對於本來籍籍無名的平凡人，最大的打擊，莫過於讓他們繼續籍籍無名。不過中共政權對於抬高對手身價，向來樂此不疲。結果香港每日成千上萬自由行暢通無阻，唯獨王我、王力雄二人被大陸阻撓出境。放映會擺放的兩張空凳，就像昔日李敖的被禁書單一樣，證明了專制的存在。中共維穩勢力無形到賀，確立了研究會的地位和價值，也令大家對他們日後的工作更拭目以待。

作者為大學講師

文章刪減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4年5月5日

本欄逢週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圖：廣州本土網

廣東話，我們每天都在講。我們總以為，普教中只會令學生多掌握一種語言，而不會影響學生對廣東話的掌握。我也一直這樣以為，直到我看到我一位同學在面書的分享他和一位接受普教中的小學生補習的發現。

同學表示，這位小學生在以廣東話讀出課文時，對於比較深的字，就很容易會讀錯。例如「顫」字在廣東話原應讀作「戰」，但這位小學生卻錯讀為「震」，明顯就是受了該字普通話讀音Chàn的影響。這個語言之間互相影響的情況，其實不難理解，我們這些不是自小學習普通話的香港人，在說普通話時，就經常會受到廣東話的影響，香港人常自嘲我們把廣東話說偏一點就當成普通話，而以「港式普通話」聞名的曹仁超先生就是當中的典型例子。問題不單發生在個別字詞讀音的掌握上，同學表示，當他和這位小學生一起以廣東話朗讀課文時，這位小學生讀起上來顯得很困難，但後來他們改用普通話朗讀，這位小學生卻讀得非常流暢。

廣東話和普通話兩種詞彙和語音都有點相似的語言之間，是會互相影響的。在小學階段就推行普教中，會使學生的廣東話受到普通話的影響，使語言學習能力較低的學生容易出現混淆的情況，甚至變得不擅以廣東話表達。香港終究是以廣東話為主要溝通語言的城市，以普教中培養出一批普通話說得比廣東話好的下一代，不見得真的能提高他們的競爭力。

中國語文科的教學範疇，包括聽、講、寫、讀四方面。在香港的語言環境中，無論是現在大學入學試的考核要求，還是職場上的實際語境，這當中的「聽」和「講」應該是指聽講廣東話的能力。中文課是學生學習聽和講廣東話的最好機會，教育界實在應該撥亂反正，停止推行普教中，以免下一代聽講廣東話的能力受到影響，損害他們的日常溝通能力。

*原刊於2014年5月12日《明報》世紀版

攝：Hei Chan @USP 社媒

文：中大國是學會主席 黃宇翔

文化體之間出現的衝突往往並非在於其特殊性，而在於本質上文明與否。但若以文化差異為名住，掩蓋文化落後之實，實在自欺欺人，也無益有國家達至先進文明。

所謂的現代國家，不單建構於物質的豐富或硬指標如何突出，更取決於這些人民如何看待自己作為人這個身份，而這些觀點又能否使我們擺脱野蠻。現代化所革新的，不只是我們的物質生活，更重要的是我們重新審視人的一些內在價值。

為何不能隨地大小二便?這個問題本身就代表着自身對於公德的漠視、對自私自利的極端堅持。從工具利益而言，隨地大小二便意味着疾病的滋生、臭味的散播，稍有歷史常識的朋友，都知道奪去歐洲三分之二生命的黑死病是如何散播的的。再近代一點，在一八九四年爆發的太平山鼠疫也正因為對衛生的漠視，隨意傾倒大小二便以致大爆發。

不着重衛生、隨地大小二便帶來的不僅僅是臭味而已，也不單單是瘟疫，也意味着這個國家對於別人的死活毫不在乎。

而這一宗事件所揭示的不單是中國人對國公德漠視。一個人隨地大小二便其實不可怕，人民質素總有良莠不齊嘛。一群人隨地大小二便也不可怕，人落後也可以慢慢教育。

可怕的是，連官方媒體也漠視公德，甚至呼籲大家要包容別人漠視公德。需知道國家要進步，則必須視舊有的惡習如洪水猛獸，必須除之而後快，如明治維新時抱着「破歷來之陋習，立基於天地之公道」的決心，上行而下效，文明才能有進步。

但現今的中國，不僅人民無進步之心，連官方也無前進之志，甚至對別人的提醒、告誡也視為「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則為一種明顯的文化落後，不應以包容面對。

今日的中國大談「中國夢」，大談軟實力、話語權，但須知面子是別人給，但架子是自己丟的。與其好大喜功，不如實實際際，正視文化落後，「中國夢」或許會離中國人更近一些。

刊於《成報》13/5/2013

原文連結

要求教育局凍結「普教中」政策

左仁　社會主義行動

近日，教育局將廣東話定性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方言」，又突然將網站上普教中（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的缺點刪除。教育局刻意貶低廣東話的地位，似要為普教中政策造勢，逐步在學校強行「推普廢粵」。由於中小學現已設立獨立的普通話科，「普教中」政策本是畫蛇添足。在國民教育洗腦科後，中共再次企圖操控香港教育政策，普教中被認定為「國民教育2.0」。群眾不忿大陸攻打擊香港獨有語言文化，激起強烈的抗拒意識。

學生淪為「白老鼠」

2000年，教育局的「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發表的一份《香港學校課程整體檢視 － 改革建議》，當中寫到：「在整體的中國語文課程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

普教中政策早已推行，政府在國民教育科語常會（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於2007年宣佈，撥款港幣兩億元，從2008年9月起，在中小學推行為期4年的「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每年有30所小學和10所中學參加，共 160 所中小學參加上述計劃。在國教科一役，政府聲稱讓學校「自行決定」是否推行，但在銀彈攻勢和政治壓力下，令學生根本無從選擇。今天，政府再用同樣手段推普教中政策，惹來學生的反感。

教育局網頁上，被問及普教中是否能提昇中文能力，回答指：「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未有證據証明普教中可以改善語文能力，但政府先斬後奏，當學生為白老鼠，背後的目的不是為了教育，而是政治性的。

政府並非首次將學生當實驗品。90年代初，政府不顧師生和家長的反對，強推母語教學政策，令大部份中學非中文相關科目的教學語言由英文轉為中文。學生的英語能力大幅下降，令時任教育局局長孫明揚都不得不承認政策失敗。最後，教育局轉回讓學校自由選擇教學語言，母語教學最後無疾而終。

凍結「普教中」政策

社義行動支持學習不同語言（包括普通話）的權利，但在十年母語教學政策失敗後，政府今天再次在未有充足研究和準備下，急急推行普教中政策，扼殺學生的選擇權，目的只是為中共煽惑愛國主義服務。我們要求教育局立即凍結「普教中」政策：在現正推行普教中政策的學校裡，學生、家長和教職員應該有權自決是否繼續執行。此外，在未有詳盡研究並獲得師生家長認同前，停止將這一政策擴散到其他學校。此外，政府亦應加大教育投資，改革現時千瘡百孔的語言教育制度。

一刀切的語言政策

大陸政府的語言教育政策向來官僚僵化，普教中政策只是一個例子。在西藏和新疆，中國以大漢民族主義壓迫少數民族，迫使他們學習漢語，暴虐的壓迫語言文化自由。中共不但不能如其所願，收復離心離德的少數民族，反而造成激烈的社會衝突。90年代之後，西藏許多學校的藏文授課班被取消，除了藏語本身之外，其他課程全部都用漢語教學。在西藏和新疆，由於高等院校只用漢語為教學語言，少數民族的學生為了升學，被迫學習漢語。2012年11月9日，數千名學生在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上街和平示威，高喊「民族平權」、「語言自由」等口號，要求藏語成為學院的教學語言，結果組織抗議的學生旺秋多傑在去年被判監四年。如今，大陸政府在香港重蹈覆轍，將可能引爆族群矛盾的計時炸彈。

世界各地的語言教育政策，都相對中國的具彈性。在星加坡，所有學校均以英語為首要語言，然後根據族裔學習自己的語言，包括華語、馬拉語和塔米爾語等。在瑞士主要有三個族裔（法裔、德裔、意大利裔人），學校會以相應的本土語言教學。在高年級的班別，學生會學習其他語言。例如，德裔學生會在GRADE3學習英語和法語。

「大國崛起」下，中國除了擴充在世界上的經濟影響力，更要擴充文化影響力，控制社會輿論。自2004年以來，中國政府總共花費5億美元在「孔子學院」。孔子學院雖然以漢語教育和文化交流為名，但事實上卻灌輸擁護中國的意識形態。

今年一月，加拿大大學教師協會在網站上呼籲加拿大各大學和學院校終止與孔子學院的合作。協會執行總監托克批評：「孔子學院本質上是中國政府的政治機構，限制討論中國政府認定有爭議的話題。」

大陸政府譴責高舉港英旗的示威者「煽動港獨」、「分裂祖國」，但自己箝制香港政治和文化自由的政策，正正就是助長這種論調的幫凶。社義行動反對舉港英旗的反智行為，我們不是「保衛祖國」，而是因為港英政府與大陸政府一樣，從來沒有捍衛本地的語言文化自由。

舉港英旗捍衛粵語？

在英殖時期的60年代，港英政府刻意貶低中文地位，除了華文報章的輿論不受重視，中文的地位被邊緣化，任何與政府有關的文書，亦必須以英文書寫。倘若要向政府部門提出建議或投訴，只有寫信給《南華早報》方有實效。當時，香港高中生只能升讀英語授課的香港大學。統治階級有意限制學習英語的普及性，排除勞苦大眾在外，加強社會的階級分化。

直至1970年代中大學生發起中文運動，加上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需要控制華語媒體的輿論，才被迫確立中文的法定地位，達至今天相對的平權。今天，舉港英旗的本土派高舉港英旗幟，聲稱要「保衛粵語」，但可笑的是，今天中文的法定地位，不是靠港英政府賜予，而是前人反英殖政府的抗爭贏回來的。

正因為社義行動捍衛語言的平等權利，所以才強烈反對「本土派」倡議的文化優越論。這種妄言廣東話優於普通話、謔稱簡體字為「殘體字」等族群歧視的論調，實則上是中共橫蠻政策的另一面鏡子。

社義行動支持不分族群、語言和文化共同抗爭，打倒中共民族壓迫的語言政策。唯有打倒中共獨裁和資本主義，才能結束這種官僚橫蠻的統治。

今期《教聯報》的「會中人語」專欄刊出了教聯會會長黃均瑜的文章〈標籤與政治〉，內容論及政改，也說及社會兩種「慣性思維」：「建制派」就「愛國愛港」，「反對派」則等同於「民主」。他認為這是誤解，他相信「建制派」也有「民主之士」、「泛民之中亦不乏愛國愛港的人」。

這樣的左右逢緣的說法，是不會錯到哪裡去的。

但他的文章中有一段卻頗堪玩味的。他以「任何機構」裡的上司及下屬關係來解說「特首不能與中央對抗」的意思，文中說：「在任何機構裡，與上司對抗的下屬有何下場，結果當然不言而喻，但不與上司對抗，是否等同必須對上司唯唯諾諾呢？我看未必！中央政府是香港特首的上司，所謂不與中央對抗，有人理解為『唯命是從』。事實上，唯命是從與不對抗之間，還存有很大的空間，不是非黑即白的簡單二分法。」

也許黃均瑜當了校長多年，也當了教聯會主席多年，現在成了會長，掌權慣了，讓他目空一切，把上司下屬之間的關係看成所謂「不可對抗」，而不論所謂「上司」所作的決定是不是就是合理的。「上司下屬」的關係，不單是層級權力的關係，也是一種領導決策的關係。「上司」只是身在其位，不見得就一定是有能力、也不見得所作的決定就一定是合理的。

當明知所謂「上司」所作的決定將會對機構造成傷害，身為機構的一份子，不把「反抗」作為手段之一來作抵抗，而是和稀泥地任由「上司」作惡，這才是不要得吧！黃均瑜當了「上司」多年，鞏固權力的思維已經深印腦海，因而把中央跟特首的關係以此解說，只能說是權力慾上了腦，想不到「對抗」的積極意義。

退一萬步，即使中央是特首的「上司」，但一個政府，權力也是來自人民，莫說是特首，就算是國家主席，他的「上司」就是人民。人民要選誰來管治，也是人民的權力，現在政府操弄權力，無理地限制人民的選擇，為何黃均瑜卻不置一喙？

教聯報

尼日利亞伊斯蘭極端組織「博科聖地」（Boko Haram），被稱為尼國的「塔利班」，於4月14日在尼日利亞東北部一所學校綁架了200多名住校的女生，全球震驚。

事件的一個重點，是恐怖份子已不是駕飛機撞入重要建築物，或策劃襲擊西方軍事重地或國家元首，或發展什麼導彈，而是要針對受過教育的女孩子。

根據傳媒，「博科聖地」的意思正是「西式教育是罪行」，今次絕對不是該組織第一次針對學校的襲擊，只不過今次他們的恐怖行為終於吸引國際社會注意。2012年他們已燒毀一所學校，另於2013年闖入一所學校向學生開槍，50人喪生。

此外，2012年同樣驚動全球的巴基斯坦十五歲少女馬拉拉被塔利班企圖射殺事件，馬拉拉亦是因為上學及推動女孩子接受教育，才成為恐怖組織的目標。

為什麼廿一世紀的恐怖份子，竟要害怕手無寸鐵女孩子？為什麼只有初中程度的女孩子竟成為恐怖份子的惡夢？活在香港的我，沒有想到我受過的教育對極端武裝分子來說，原來是最大的威脅。有紐約時報評論叫奧巴馬若要對付恐怖份子，無謂再浪費納稅人的錢發展無人機轟炸敵人機地，開辦女子學校就足夠了。

可能，這是因為女性教育就是改變社區的最大力量。聯合國稱女性為 “agents of change”。國際農業發展基金（IFAD）指，女性傾向關注家人的最基本需要，如健康服務、清潔食水、孩子（包括兒子和女兒）的教育、社區基本建設等。因此當農村的女性能受教育、得到社會的資源，以及參與社會建設時，她們會帶來最直接的正面影響，讓整個社區能持續發展。

世界反飢餓計劃（World Hunger Project）亦指，女性是影響家庭以及下一代的最主要因素，須確保她們有所需要的資源和自由去擔起這任務。因此不同的研究都顯示，當一個社區支援女性教育時，整個社區的貧窮、飢餓情況都相對減少。

以上所提的紐約時報評論，甚至引述尼日利亞的一個研究，顯示當地女孩子每受多一年教育，她將來就會少生0.26個子女，而人口控制對減少暴動衝突有直接關係。

恐怖份子最害怕的，可能就是一個可以改變的社區。

其實，今次尼日利亞女生被擄事件，似乎是特別針對基督徒。網上有評論指，主流傳媒似乎都自我審查，刻意對被擄女生的宗教身份隻字不提︰她們都是基督徒，來自Borno State一個基督徒社區Chibok ，而且從組織領袖的（英文！）講話錄影可見，她們被綁架的原因，正是因為她們是基督徒。

這有何關係？西方早至第六世紀，修道院已有女性從事教育工作，並為女性開辦教育。中世紀時期，不論支持宗教改革或者，亦不乏有宣揚女性教育的代表人物，雖然當時的教育多依然是在家庭進行。延至今天，宣教士及教會在多國積極開辦女子學校，香港多所名女校都是例子。

「博科聖地」的首腦謝卡烏聲言與基督徒誓不兩立，他一點都沒有錯，他們要針對女性教育的話，必會與基督徒誓不兩立。

令人惋惜的是，女性教育今天在尼日利亞仍慘不忍睹。目前仍有超過六成15至24歲的女孩子不懂閱讀或書寫，成功入讀中學的女生只有約兩成。這還未計那些「有幸」上學的中小女生每天是冒著戰火上學的。根據國際特赦協會，單是去年Borno State 已有800所課室被縱火，在鄰近的Yobe State，同年也有209所學校被毀。

"Educate me. I will change the world.” 是倡導非洲女性教育權組織 Camfed的宣傳口號。Camfed 於1993年成立，致力以女性教育抒缓非洲貧困現狀，目前在加納、馬拉維、坦桑尼亞、贊比亞、津巴布韋皆有助學計劃。捐助十美元可為一名女孩買一年用的紙筆，三百美元已可為一名女孩支付一整年的學費了。

"Educate me. I will change the world.”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於二零一二年國民教育科的爭議中，已醜態盡露，欲硬推一個教師、家長和學生都反對的國教科，不單漠視教育專業的榮譽、尊嚴與情操，還製造社會分化，沒有維護專業團結，遑論和衷共濟。特區的《香港教育專業守則》（下稱《守則》）二．一．三列明「一個專業教育工作者應努力保持教育專業的榮譽、尊嚴與情操，努力維護專業的團結，和衷共濟」。吳克儉肯定沒有達到這一條守則訂定的言行標準！筆者已羅列他的九宗罪，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卅一日撰文公告天下(《吳克儉的九宗罪》蘋果日報) 。

當年立法會開鑼第一天，第一個辯論動議便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下台動議，相信吳克儉破了特區紀錄，成為第一位上場這麼短時間便被要求下台的局長，真箇顏面全無。雖然在眾多顛倒是非的建制議員護航下倖免於難，筆者當年已批了吳克儉大抵也挺不了多少日子。尸位素餐一年多，吳克儉又再一次犯了大錯，証明教育界不能再容忍這個絕不稱職的局長。

這一回是聯同「幫港出聲」召集人周融和山西政協馬恩國，為針對和平「佔中」而大發謬論，恐嚇教師和學生，稱教師如果參與佔中，隨時會丟失教席；學生亦有可能被拘控定罪留有案底，對日後升學及就業影響深遠，並「懇請各個辦學團體、校董會、校長、教師及家長，我們大家同心同德，不要讓我們的同學、他們的子女，參與或被教唆去參與違法的佔領中環行動，以免危及人身安全及觸犯法紀。」云云。

「幫港出聲」周融和山西政協馬恩國因政治立場而打壓「佔中」行動和抹黑「佔中」參與者，説三道四不難理解。但作為教育局局長的吳克儉，居然也不懂教育為何物，以政治掛帥，為向中共效忠而與周融和馬恩國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又再一次觸犯多條教育專業守則，我們絕對可以訴諸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對他作出懲處。

眾所周知，「佔中」發起人也公開承認這是一種公民抗命，是以犧牲自己甘於被捕被罰的情操以和平手法向當權者發出吶喊，喚起社會關注，以求改善惡法、改善社會。奉勸局長多看梭羅、甘地、馬丁路德金、孟德拉、昂山素姬的著作和歷史，研究一下「公民抗命」的理念和如何成功推動社會進步的經驗，不要躲在狹獈的奴才思維框架内，只為專權政府抬轎。

要知道，教師「傳道、授業、解惑」，當然不會「教唆」學生去參與違法行動，只會把事情原原本本呈現學生眼前，讓學生做決定，讓他們區分，公民抗命和其他刑事罪行不同，「佔中」不是為了個人利益，而是尋求公義、讓社會進步、人人平等享有提名、參選和選舉特首的權利，完全符合基本法廿五和廿六條賦與港人的權利。

「佔中」發起人也公開說過，佔中只讓成年人士參加，這一點可以釋除家長的疑慮。反「佔中」的人士，請勿謠言惑眾、誤導家長、抹黑教師和校長會「教唆」十八歲以下的學生參與「佔中」。吳克儉更荒謬絕倫，不去教育下一代「公義社會」的重要性，反而製造白色恐怖，要去培育一代又一代的「鵪鶉」，是否要培養特區的學生都像内地一位學生擁有的願望：長大後要做貪官？

《守則》二．二．一三指明「一個專業教育工作者應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作出理性的判斷。」二．二．一八列明「一個專業教育工作者：應培養學生民主精神，教育學生尊重他人。」吳克儉只懂指指點點，不給與學生培養獨立思考，作出理性判斷的機會，不培養學生民主精神，只用權威性的「洗腦」方式，提供片面的訊息，以恐嚇的口吻「教訓」教師、家長、和學生，完全是民主精神和尊重他人的反面教材。違反多條專業守則，如何再領導教育界？

《守則》二．五．四亦清楚列明「一個專業教育工作者……應尊重家長對其子女教育上合乎情理的要求」。上一回特區的爸爸媽媽要求喝停明顯具洗腦成份的國教科，合情合理。吳克儉一直漠視家長的要求，他對家長有這份尊重嗎？這一回不單與反佔中份子同流合污，還把教育工作者的專業守則置若罔聞，有家長已跑出來説「佔中與否由孩子自己決定」，吳克儉卻只懂恐嚇家長，那兒談得上尊重？專業操守匱乏如斯，豈能擔當教育界領導人一職？

以吳克儉現有的學識、道德水平和處事能力，根本無法應付特區教育界現存的種種挑戰，更遑論處理將出現的「佔中」處境。守護下一代，還須家長和教師！吳克儉，還是滾回商界，別再為禍教育界！

聲明：強烈抗議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窒礙學術自由及社會參與，要求馬上辭職！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日前發表恫嚇言論，更特別提到教師或學生一旦參與佔領中環運動（佔中），「必會、必須承擔職業前途的後果」。本會認為，吳克儉此番言論歪曲市民參與公民運動的目的及使命，極為不負責任，更恃其局長身分恫嚇教育界及學生，剝奪年輕人參與社會事務的權利、侵犯學術自由及窒礙公民之社會參與，我們在此提出嚴正聲明及抗議，並要求吳馬上辭職！

為政改諮詢設限，不惜誤導市民

佔中是政改產生的公民運動，是整體社會都應該關心的議題，佔中的發起人多次強調最後是否公民抗命取決於政改的進展，政改現正處於關鍵時刻，吳局長現階段已呼籲教師和學生勿參與，並斷定一旦參與會「觸犯法紀」，明顯是為了替政府打擊視為異見的聲音，要求教師、學生自動放棄批判性思考，乖乖當服從的順民！

況且，「觸犯法紀」是否有問題，要視乎所犯的是否惡法；是否合符公義。公民抗命的理念，便是如果制度是不合理、不公義的，公民就有義務去反抗。吳克儉身為教育局長，公然以恫嚇手法阻礙教師學子實踐獨立思考及社會參與，還有何資格繼續擔任教育部門首長？

局長言論阻礙「求真」精神 及學術自由

教育的一大意義在於「求真」，透過探問尋求答案，為人生作出種種抉擇奠下基礎。香港的教育政策即使經歷不少爭議，但也不會反對或排除求真精神及學術自由的理想，兩年前廿多萬市民走上街頭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獨立成科，也是為了捍衛中小學生可以有思想自由，這顯然是一個社會共識。吳克儉指「佔領中環」「不可能不違法」，向教師和學生施壓，以「職業前途後果」及「影響升學、就業」來恐恫嚇師生，直接扼殺了學術自由及討論空間。

年青人應享有參與社會事務之權利

不管是中小學生，雖然是未成年但也是公民，應享有參與社會事務的權利。教育課程內早已有公民教育的內容，近年政府亦推出通識教育科，其目的就是要培養學生的批判思維，並透過活動身體力行，參與社會事務，體現公民權利與責任。

吳克儉卻反其道向學校、教師、家長說：「不要讓我們的同學、他們的子女參與或被教唆參與違法的佔中」，以大家長的口吻「救贖」無知的青年，告訴他們甚麼是「應該」，甚麼是「不應該」。此言論顯示他漠視兒童及青年自主參與社會事務的權利、能力與義務！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兒童享有自由結社及和平集會的權利，也享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本應確保青年權利落實的局長，竟發出這樣的妄論，反映其思維如何封建保守，不鼓勵青年推動社會求變、進步，實在令人遺憾！

在此，我們要求：
一）吳克儉早前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獨立成科破壞香港社會教育刻心價值，現在侵犯學術自由，阻礙學生參與社會事務權利，劣跡斑斑，應馬上辭職！
二）政府及一眾官員停止阻撓教師、學生參與政治討論及行動！

新婦女協進會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新婦女協進會成立於1984年，致力爭取性別平等及婦女權益，致力排除女性在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法律各範疇裡受到的歧視，使女性能享有自由發展其人格、潛質的機會，並促進女性的社會參與，邁向性別平等的社會。